谈汉奸(转载)

  谈汉奸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一架专机从重庆珊瑚机场起飞,下午一点抵达昆明。云南军政首脑龙云率领僚属到机场迎接,彩旗乐队,把冬天的春城烘托得热烈、欢快。舱门打开了,由空军司令周至柔陪同,一位梳理穿戴得整整齐齐、相貌英俊的中年人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看到欢迎的场面,他有些意外,又有些感动、不安和苦涩。他尽量显得从容,招手致意,拾级而下,与几张熟悉的面孔略事寒暄,便登车直驱龙云官邸。
    当晚,他与主人谈至深夜。
    出逃的第二号领袖
    第二天下午,他又带着十几位随行人员,乘坐由龙云向欧亚航空公司包租来的飞机,直飞法属印度支那的首都河内。傍晚时分,这一行人住进了市区高朗街二十七号,一栋西洋式公馆内。他们脱下从中国穿出来的一身厚重衣服,换上轻简的夏装。但他们心中并没有随之松快,反而感觉这片原为中国属土、现在的法国殖民地空气过分闷热和凝重。窗外薄暮垂临,城市轮廓渐渐模糊不清,似乎也预示着他们前途的莫测。
    没几天,一条重大新闻令中国和世界为之侧目:
    “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从重庆出逃”。
    汪精卫,一个神话的名字,忽然成了惊险小说中的人物。接下来的情节,有夜半刺客,日船北光丸号秘密接应,上海密谋,赴敌国日本首都东京媾和,还都南京成立第二个国民政府……   就这样,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领袖,孙中山的忠实臂膀及其事业的首位继承人,脍炙人口的《总理遗嘱》起草者,当年谋刺清摄政王事败被囚、视死如归的少年英雄,拖着他那支令世人瞠目的人生败笔,一步一步走向耻辱的纪念碑,成为二十世纪最大的汉奸。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最著名的汉奸。
    一九四○年,由各党派代表组成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五次会议在重庆发出通电,回顾中华五千年历史,虽也偶有叛国通敌之事,然尚未出过“视降敌为救国,称亡国为和平,助敌进攻而有理论,代敌招降而讲主义,颠倒黑白,丧尽廉耻,如汪逆兆铭其人者。”
    在朝野一致的愤怒声讨中,汪精卫度过了他一生最后的几年,终于日本战败投降前几个月枪疮复发,赴日治疗。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一场美机空袭的第二天,受防空洞的阴湿迸发肺炎,客死于名古屋。
    汪精卫的卖国罪,早已盖棺论定。甚至在他出走河内,公开发表呼应日本近卫首相第三次对华声明的《艳电》时,就注定要被中国人唾弃、痛恨,罪责难逃了。用一句俗话说,叫做“永远被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浙江萧山县海门镇,当地人把汪精卫夫妇雕刻成两个真人大小的裸体跪像,围以石栏,唾迹斑斑,任人羞辱。这是仿造杭州岳飞墓前,铁铸秦桧夫妇跪像的故事。日本投降,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第一件大事就是把筑于梅花山中山陵旁的汪墓给炸开,焚尸扬灰。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的土地上几经沧桑,许多陈年往事从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淡去。当年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日本,摇身一变为最大的投资商,又到中国开发经济来了。虽然总还有人,对几十年前的南京大屠杀、对沦为慰安妇的凄惨经历、对细菌部队残忍的人体实验、对钓鱼台岛的纠纷、对日本政要一次次推卸战争罪责、对供奉在靖国神社战犯亡灵前的香火,耿耿于怀,时起抗议和争执,但毕竟掀不起太大的波澜,无法阻止中日关系越来越亲密,越来越朝着“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方向发展。民族仇恨可以如此轻易地淡忘,恶邻可以迅速地变为睦友,一切都可以转换、变化,唯有民族的叛徒绝不能原谅。汪精卫仍然无形地跪在那里,接受世人的无情嘲骂。
    恨叛徒甚于恨敌人
    中国人从来都是这样,仇恨自己营垒里的叛徒,远远超过仇恨敌人。也许并不只是中国人,也许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都是如此。这要具体比较,不能一概而论。但中国人的这一特点,我们是有深切体会的。三十年代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曾下令处决叛徒顾顺章一家八口,老幼皆不放过。如果我们据此认为,周恩来嗜杀成性,那就错了。他只是对叛徒执行党的纪律,虽然叛徒的家属并没有义务要服从纪律,也并没有违反纪律。
    文革中的刘少奇,是被当做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打倒的,但中共中央文件中,正式罪名不是走资派,而是“叛徒、内奸、工贼”。这就给他定了死性,罪无可赦了。走资派顶多是党内矛盾,可以改正,可以悔改,可以东山再起,甚至三落三起。即使是死不悔改,如邓小平,也仍然可以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叛徒则不然,只有死路一条。内奸、工贼也差不多。中共党内的整人专家康生,深知这一招的厉害,他不像其它中央文革小组的书生那样,只会傻傻地以“跟毛”还是“跟刘”来划线,他是发动“抓叛徒”,一抓一个准。康生的老谋深算也不是天生的,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成熟的,延安整风时他只是“抓特务”为主,那就差远了。文革后期,江青也学会了此招,要整周恩来,挑来挑去挑了一顶“投降派”的帽子。为什么单挑这一顶?因为投降派一“投”过去,结果就是叛徒。经历过无数风浪,以善于在任何情况下沉着应对着称的周恩来终于沉不住气了,推进手术室前拼力大叫:“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康生一生以抓叛徒为业,自己也有一块“叛徒”的心病,据说一九三○年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旋即放了出来。直到去世前夕,他已经当上党的副 ,宠幸未衰,在昏迷中犹喃喃有词:“一九二○年,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三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四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五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六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七年,我绝没有……”惊恐之状,不亚于周恩来。及至“四人帮”倒台,他们最大的罪名也是叛徒:江青、张春桥曾在上海被捕入狱变节,姚文元是叛徒姚篷子之子,只有年纪最轻的王洪文才实在与叛徒扯不到一起去。当然,还有那位文革小组长,在林彪事件中首当其冲被抛出来的陈伯达,以及被陈伯达整倒的最后一位高层人物陶铸,也都被证明当过叛徒。只不过陈伯达整人的时候不是叛徒,挨整的时候就发现是叛徒了;而陶铸挨整之时发现是叛徒,平反之时又不是叛徒了。
    投降派=叛徒=最坏的敌人,已是人们约定俗成的一条公式。
    “正常的”敌人固然可恨,倒还情有可原,因其立场、观点、利益与自己相左。叛徒则不然,叛徒照道理应该是咱们这一边的,或原本就是咱们这一边的,却经不起威逼利诱,熬打不过,竟然屈从敌人的意志,倒戈相向,教“自己人”防不胜防,起到了敌人想起而起不到的作用。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叛徒干的就是从内部攻破的事。这里至少有两点,说明叛徒比敌人更为可恶。第一,叛徒没有气节,人格上可鄙。如果敌人是狼,叛徒则是“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第二,叛徒知悉内情,危害性更大。敌人是明摆着的狼,叛徒则是“披着羊皮的狼”。
    敌友定理与叛徒定理
    政治学有一条重要的定理: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这条定理,只概括了“敌”和“友”对于“我”的关系,可称为敌友定理。朋友和敌人,都不是“我”,即不是“自己人”。对于“自己人”而言,政治学应该有另外一条定理:如果不是永远的自己人,那就是永远的敌人。这条定理,可称之为叛徒定理。
    敌友定理从感情上不大好接受,道理上则无法反驳。叛徒定理恰恰相反,感情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逻辑上却不大说得过去。敌友定理符合现代宽容精神,与灵活、妥协、理解、纵横捭阖的政治艺术一致。叛徒定理则毫无宽容可言,僵硬、刻板、偏执、狭隘。可以这样认为,敌友定理是理性定理,叛徒定理是情绪定理。鲁迅说:“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不光是政治,在一般人际关系中,这两条定理也是成立的。说到底,人际关系也是一种政治。有一种说法,女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就是指女人在人际关系的应对上,常表现得比男人技高一筹。)
    问题是,“友”与“我”怎么区别?
    国共合作,国与共是“友”,共产党内部或国民党内部是“我”。但许多人一开始就拥有国共双重身份,怎么分得清楚呢?是不好分,所以要清党,你到底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赶紧拿主意吧。拿定了主意,我才好下手,杀谁和不杀谁。从此以后,国是国共是共,分得清清楚楚了,再投过来或投过去,哪怕对方又成了朋友,也要拿你当叛徒。张国焘就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从延安溜出来跑到国民党那边去的,照道理当时应该是投友而非投敌,但张国焘却被当做叛徒。王明也是一个叛徒,他投了苏联“老大哥”。老大哥本来一点都不是敌人,是好得不能再好的友;但根据敌友定理,它总有一天会变成敌。你从“我”变成“友”,说明你迟早会变成“敌”,进而说明你最终是永远的敌人。也就是说,投友几乎等于投敌。总而言之,都叫做投降派。
    彭德怀上《万言书》,讨论的只是经济问题,后来一吵一吵,就当成野心家了。野心家其实也没什么,不想当领袖的元帅绝不是好元帅;但另一顶帽子就可怕了:里通外国。这顶帽子一扣,很多年以后,就连一些西方学者也觉得他活该被打倒。如撰写周恩来传记的韩素音教授,仍然认为打倒一个里通外国的彭德怀,比打倒一个不懂经济的毛泽东要好得多。里通外国本来是捕风捉影,就算是通,也是通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但这就有张国焘、王明之嫌。彭德怀的罪状虽多,致命的却是这条罪嫌。因为谁都不会反对:里通外国的领袖是最坏的领袖。
    另一位帅林彪,不仅“想当领袖”,而且还真当成了副领袖。他的结局是“叛国投敌”,投苏联。其时苏联已按照敌友定理,从朋友变成了敌人,从最好的朋友变成了最坏的敌人。为什么最好和最坏?因为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共产党是天下一家的。苏共与中共的关系,不仅是友党,更是兄弟党。也就是说,是“亦友亦我”的关系。所以苏联修正主义被称为叛徒,一举取代头号敌人美国帝国主义,成为最坏。林彪深知此一去,自己一世英名不仅毁于一旦,死后也永无翻身之日。被妻儿叶群、林立果怂恿挟持出逃之时,内心是极不情愿的,宁可坐等毛来收拾,或者逃到广州去另立中央。他眼噙泪花说:“我至少还是个民族主义者。”  
   “民族主义者”,是林彪企图守住的最后底线。他知道无论干过什么,没干过什么,只要守住这条底线,就还有重见天日的机会。否则便堕入万劫不覆的深渊。蒋介石被共产党封为“人民公敌”,到头来其民族气节仍为毛泽东所赞叹。中共与苏共亲如兄弟,为了坚持民族气节,毛泽东不惜与赫鲁晓夫公开翻脸,不吃肉也要硬顶下去。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恩来:你身上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哪个比重大?他想了想回答:我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最坏的叛徒:汉奸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来了,所有的叛徒中,最糟糕的是民族的叛徒。道理很简单,没有比“我族”或“我国”更大的“我”了。如果你背叛的是“我党”,至少敌党还可能拿你当回事;你背叛的是某阶级,比方当了工贼,至少敌对阶级会喜欢你;而你要是竟敢以本民族为敌,这世界上恐怕没人能原谅你了。你可以改变自己的党派、信仰、阶级,却无法改变自己的民族种属。
    中国对于本民族的叛徒有一个专用名词:汉奸。汉奸,英文译作“traitor(to China)”,即“(中国的)卖国贼”。这样翻译有些别扭和累赘,不如原中文词那样简洁。英文本来只有“卖国贼”一词,至于卖的是哪一国,是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要到时候再说。“卖国贼”的定义很清楚,那就是必须犯了叛国罪。“汉奸”一词,看起来简洁,但是究竟如何定义,却不那么清楚。如《语言大典》这么解释:“投靠侵略者,充当其走狗,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败类”。这样的解释是经不起严格推敲的,有点只可会意,不可言传的意思。“投靠”、“走狗”、“败类”,都是含义模糊并且带感情色彩的词。比方怎样才算“投靠”?投降算不算?为人家工作呢?在那边定居呢?娶了人家的公主呢?再反过来,如果没有发生战争,对方也不是侵略者,你向它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就不叫汉奸了吗?  汉奸一词在中国十分流行,因其词义的模糊,常常造成滥用之势。结果到处是汉奸,一不小心就可能当了汉奸―   乒乓球运动员何智丽自嫁到日本,随俗改为日本姓氏再与中国球员交手,因其仍奋力拼搏毫不手软,被中国观众大骂为汉奸; 同样是从国家队退下来的乒乓球运动员陈静,代表台湾在百年奥运会力战前队友,差点夺走中国队计划稳拿的女单金牌,也被骂为汉奸;外国公司驻中国的代理,以前上海滩称做“买办”,只要他们在与中方洽谈生意时一心维护本公司的利益,就被指为汉奸;外资或合资企业内部发生涉外纠纷,中方高级主管批评、惩罚中国职员,也叫汉奸;偷越国境,尤其偷越到与中国关系紧张的国家;在海外发表言论,批评中国,揭露中国的黑暗面,有损国家的“整体形象”;因各种原因要求得到外国的政治庇护;被敌国军队生俘不喜欢中国,或者喜欢外国超过喜欢中国……   还可以列举许多。有人会说,他们被骂为汉奸,可能带有戏谑的成分,当不得真。那么好,在这些可能的戏谑后面,隐藏着一种怎样脆弱的情感和心理?而戏谑过后,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看出了其中包含的荒诞?
    关于“汉奸发生学”
    一九九五年七月号的《读书》杂志,发表了陈建功、王蒙、李辉的一篇三人谈《时代变化与感觉调整》,提到“汉奸”一词,王蒙认为:“在洋场上我们的一些同胞也有丢人现眼的,一味地迎合人家,或做出一些很不得体的事情,失格失态。……我们的一些朋友就大骂‘汉奸’,我相信这种情绪和态度是非常正义的,但‘汉奸’这个词还是有特定含义的,如果不是处在被侵略占领的情况下,即使我们说这个人有点儿奴颜婢膝,有点儿丢份儿,有点儿失格,但与‘汉奸’的罪名距离还是很大的。”李辉认为:“对那些到中国来工作生活的外国朋友我们抱有好感,他们对中国越亲近,我们越感到他们可爱;遗憾的是我们不能以同样的思路对待那些出国谋职谋生或求学的同胞,以致轻率地斥之为‘汉奸’,要按这种逻辑,那些来华的外国人不就变成‘美奸’,‘英奸’了吗?”
    《读书》是中国文化界享有声誉的杂志,以敢于发表有胆有识的文字着称,这三位作家也都以思想和文笔活跃见长。然而直到接近世纪末的时候,才由他们出面在这样的刊物上,代表中国的思想界为长期以来蒙受‘汉奸’罪的数十万“出国谋职谋生或求学同胞”平反。这个玩笑实在开得也太大了。
    同样是这家杂志,同年的十月号又发表了一篇李零的《汉奸发生学》,专门讨论“汉奸机制”,即汉奸是怎样被逼无奈而产生的。他举了历史上几个著名汉奸的例子:伍子胥引吴兵灭楚,申包胥请秦军复楚,越王勾践尝吴王夫差之粪,李陵兵败而降匈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这几个人除了吴三桂,都是历史上的“正面形象”。伍子胥灭楚,是因为楚王无道,听信谗言,夺媳杀子,株连忠臣伍子胥的父兄,逼得他出逃吴国,引兵灭楚,掘墓鞭尸。他连夜过昭关的故事,早已改编为名满京城的京剧剧目。申包胥是伍子胥的好友,为了实现“子能覆楚,我必兴楚”的诺言,竟如秦乞师。人家不答应,便倚廷而哭,七天不吃不喝,终于哭来了救兵,完成了复国的大业。幸好秦军功成即退,没问他要土地要劳务费。越王勾践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他屈膝求生、恭谦事敌、丧权辱国,乃至尝仇人的大便以取媚,如此“卧薪尝胆”其实是恶心丧胆,都成了“笑得最后”的必要代价与铺垫。伍子胥、申包胥、勾践都是汉以前的人物,严格地讲不能算“汉奸”,那时还没“汉”呢。拿他们举例,是为了说明“汉奸”发生的原理,即动机的正义性:讨伐暴君、光复祖国、忍辱复仇。
    第一个真正的汉奸是李陵,他身为汉朝将军,被俘,投降,娶匈奴公主为妻,终身不归汉。这一系列的过程中,并没有一个崇高的、正义的动机,作为人们往后为他翻案的借口。他走上这条不归路,是被逼出来的:武帝任人唯亲重用无能、发给的兵马太少而不得不以步卒五千对抗匈奴主力八万、友军拒不救援坐视其全军覆没、公孙敖谎言其叛致使李陵全家被诛……所谓“汉奸机制”,李陵一案最为典型。虽然没人说他不是汉奸,但总觉得情有可原。加之李陵是抗击匈奴的名将李广的嫡孙,又有太史公司马迁为他讲公道话而惨遭腐刑,而且他只老老实实做人家的驸马,并没领兵前来攻汉,因而还能获得相当大的同情。如作家张承志在散文《杭盖怀李陵》中评说:“当他无家可归,祖国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
    (据《汉书.匈奴传》,公元前九六年,即汉武帝太始元年,亦即李陵全家被诛不过两年,匈奴使大将与李陵领兵三万馀骑追击汉军,在浚稽山转战九日。此役以“伤奴甚众”,匈奴退兵告终。)
    最后一个吴三桂,是导致清朝入主中原的关键人物。历史学家对他大都是贬,也就是“反面形象”。同样是当汉奸,动机一点都不崇高:“冲冠一怒为红颜”;脑袋也不清楚:说好了只是联清平闯,打到后来却变成了投清灭明;操守则更谈不上了:投了一次就算了,好好地当你的汉奸,还能做成个洪承畴、范文程一类人物,也不失为一种功名,偏又要再反,叛了再叛。近年有李治亭着《吴三桂大传》,将这个人们印象中“贪生怕死、寡廉鲜耻的末流汉奸”作全面、公正的分析,发现以前的很多误解。他引清兵入关,本想当申包胥,不料却当了个伍子胥。不论是什么胥,总之他这汉奸当得也是事出有因,身不由己,甚至还有些悲壮和负责任,不能简单归为“反面人物”一类。何况今日之中国,早已是胡汉一家,当年的“汉奸”, 其实是站在“历史的正确选择”一边,为优秀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取代昏庸无道、腐败无能的汉族统治者贡献力量。拿吴三桂来说,如果不是他引狼入室,充当侵略军的马前卒,领着中国人打中国人,一个有史以来最好的朝代怎么可能那样迅速地建立在中国的土地上?这到底是他的功还是他的过?硬要以“功过”来评定,那他最大的过应该是最后对侵略者的背叛,即反叛清朝,破坏新秩序下的安定团结,而绝非当汉奸这档子事。
    《汉奸发生学》当然没说到这些,只是举了这些“好汉奸”的例。这些汉奸既好,当汉奸又实出无奈,所以我们不能过多地指责他们,要指责也只好去指责迫使他们当汉奸的“机制”。此文一出,引起反响。上头怪罪下来,追查《读书》“替汉奸开脱”的责任。发生在三年前的“汉奸发生学”,遂无法再发生下去。
    李陵有没有投降的权利?
    中国的历史上,值得讨论的汉奸当然不止这几位,作者单挑了那些好说的说,不好说的都避开了。让人觉得,汉奸的发生大致有两种,一是出于正义,一是迫于无奈。这都是可以理解、值得同情的,从长远的历史观照,甚至是应该肯定的。至于其它的机制呢,可惜没能说下去。
    我们再来讨论李陵,不妨就从发生机制着手。假设他不是教匈奴闻风丧胆的名将李广之后,假设司马迁没有因他受施腐刑,假设汉武帝不搞任人唯亲,假设拨给他的兵马充足强壮,假设没有小人谗言致使他全家被诛,假设没有这一切“机制”,他只是兵败被俘,可不可以向匈奴投降?依汉律当然是绝不可以,就是所有的假设都是反的也不可以。我们讨论的不是汉律而是道义。不允许自己士兵、将军失败后向敌人投降,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说,未免太残忍了。投降无疑是一种耻辱,但如果你尽了最大的力量和勇气,陷入重围和绝境无法解脱,那就虽辱犹荣。李陵正是这样的情况。
    战争也是一种“游戏”,有一定的游戏规则。中国古代就有“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惯例。现代战争更有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禁止杀害和虐待俘虏、禁止攻击红十字救护人员、禁止攻击平民等等国际条约。固然现实中常有违约的暴行发生,如南京大屠杀之类,但它作为国际间公认的准则是不可动摇的。军人的职责是战斗,而不是白白送死。在无法取胜和解围的情况下,他有放下武器的权利,他有投降后保持尊严的权利,他有不被自己的同胞歧视和迫害的权利。美军飞行员遭敌方击落生俘,被迫在电视上供认自己的罪行、指责自己的政府,一旦释放归乡,他仍然会受到英雄凯旋式的欢迎。五十年代,在朝鲜战争中被俘虏的数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经过反复斗争、谈判交涉回到中国,却受到二十多年的歧视、审查、迫害。为什么会有这样巨大的差异?这差异到底是制度使然,还是文化观念的不同造成的?在长期的战争年代,中共一直享有“优待俘虏”的美誉,包括优待“双手沾满共产党鲜血”的国军将领,优待顽固凶恶的日本士兵,即使在敌己双方力量极为悬殊的江西苏区时代也是如此。能优待俘虏,却不能原谅当过俘虏的自己人。这大概不能说成是一种严以待己、宽以待人的美德吧?  
   一般学者认为,中国的汉民族,基本形成于汉代。秦统一诸夏,融合四方各族,即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经两汉约四百年而有汉族。后来又不断融进北方各族的血缘,才有今日的“大汉族”。汉族的第一个心腹大敌―匈奴,大部分终于融入汉族。以至于西晋末年,匈奴人刘渊据平阳建汉称帝,竟以汉朝皇室刘氏子孙自居,口口声声“昔我太祖高皇帝”、“我世祖光武皇帝”,要为汉家的列祖列宗光复丢掉了数十年的江山社稷。既然迟早是汉一家,指责当年的李陵为“汉奸”,又有何意义呢?
    石敬瑭.张邦昌.刘豫
    五代时的石敬瑭,是另一类汉奸。他向契丹乞兵灭后唐,建后晋称帝。为了达到目的,许诺事成之后割燕云十六州予契丹,并以父礼事契丹主耶律德光,也就是当“儿皇帝”。其部将刘知远劝谏:“称臣足矣,何必称父;赠以金帛可矣,何必割地。”石敬瑭求兵心切,竟不听从,接受耶律德光册封的中国皇帝,国号晋。史称后晋。十六州既失,中国北方的门户大开;每年还要向契丹输绢三十万匹,造成国力衰弱。石敬瑭在位仅六年而死,侄石重贵即位,两国关系终于破裂,耶律德光大举进兵,灭后晋。
    割地是丧权,称“儿皇帝”是辱国,石敬瑭的汉奸罪主要是这两条,再加上纳贡这条较轻的罪。身为一国之主,竟认他国元首为父,固然有失体统,但实际上并不如纳贡这一条直接影响国计民生来得严重。也就是说,辱国是虚的,交钱(货)是实的。中国一贯重面子不重里子,所以讨论历史往往避实就虚,颠倒轻重,以此为第一奇耻大辱。其实石敬瑭以前,大唐曾与吐蕃订立过“甥舅之盟”,即唐天子为舅,吐蕃赞普为甥。“舅甥”比“父子”好听一些,却也有辈分之差。人家吐蕃就不觉得有什么耻辱。既然后来同为中国人,为什么只能听少数民族称汉族为“舅”、为“伯”,就那样饶不得汉人尊别的民族一声“父”?何况石敬瑭也不是汉人,是沙陀人。沙陀人本为西突厥的一个部落,先投吐蕃,后归附唐朝,逐渐汉化。所以称他为“汉奸”,也有些牵强。
    耶律德光灭晋后,在中国建立大辽,因水土不服,只呆了三个月便北返,行至滦城突发病死。其侄兀欲被将士拥立于镇州,称天授皇帝,是为辽世宗。他这个帝位来之不易,首先就遭到其祖母述律太后的坚决反对。当年述律太后宠立次子耶律德光,迫使长子东丹国王突欲愤投世敌南唐,为唐明宗赐姓李并更名曰慕华。“慕华”,仰慕中华也,彻头彻尾地当了“契丹奸”。这种人的儿子,怎能承继契丹之大统?他居然深得人心,一仗而打败其祖母。辽朝虽为外族政权,后来却努力汉化,二百多年后为金所灭时,辽人几乎已全部成为汉人。辽史也与宋史、金史并列,为中国的正史。如果不考虑动机,只从历史发展的结果来看,当初石敬瑭割让中国大片土地予契丹(面积、人口皆超过契丹本土),使之日益强大的同时,加速并彻底被汉化,最终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金朝灭辽,有宋朝的参与。从宋的角度,要恢复“中国”的版图;从金的角度,则要趁机扩展势力范围,而不满足于只做一个关外藩邦。于是金宋开战,靖康二年四月,金人攻陷汴京,掳徽钦二帝、后妃、宗室、大臣共三千馀人北返,北宋乃亡。金军走之前,特地立了一个中国皇帝,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又一个著名汉奸张邦昌。
    石敬瑭虽是“儿皇帝”,毕竟还建了一个像模像样的朝代,为残唐五代之一。张邦昌接受册封称帝的“楚国”,却只存在了顶多个把月。金人前脚走,康王赵构即在应天府登基,是为南宋朝廷的“开国之君”宋高宗。张邦昌甩下“楚帝”不当,亲到应天府谒见高宗,伏地恸哭请死。他本是宋朝的廷臣,并不想当皇帝,接受金人的册封实在是不得已。高宗赵构问中书侍郎黄潜善如何处置?黄答:“邦昌罪在不贷,然为金人所胁,今已自归,唯陛下谅而处之。”于是以张邦昌为太保,封同安郡王。
    但张邦昌终于没有被原谅。不久,高宗起用因阻挠和议贬至江宁的主战派朝臣李纲,他认为张邦昌身为国家大臣不能临危死节,而挟金人之势易姓更号,宜正典刑。遂将张邦昌流放至潭州,旋诛死。至于接受金人官职、俨然以“楚国佐命大臣”自居的一班朝臣,如王时雍、吴开、莫俦等人,也都遭流放。历史学家称张邦昌为“伪帝”,金人所封官职为“伪官”,所谓“楚国”亦被称为“伪政权”。“伪”字与“汉奸”一词联系到一起,就是从这里开始。张邦昌的“伪帝”与石敬瑭的“儿皇帝”最大的不同,不是存在时间的长短,而在于他是外国侵略军册封的,与自己邀请来帮忙的外国“友军”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张邦昌“伪”,而石敬瑭不伪。“伪”者,假也。也就是不为咱们自己承认。
    张邦昌的节操当然不值得称道,不过倒不是一个为虎作伥、有意出卖国家利益之徒。仅这一点他就比石敬瑭要好。他如果不出面当“皇帝”,侵略军肯定会另选一人来当,如后来金兵大举南侵,册立前济南知府刘豫为“齐帝”。这是金人“以华制华”的政策。当然不是说,“我不当反正别人也会当,那还不如我当”。重要的是看他怎么当。张邦昌至少做了两件好事。第一,促使金人退兵;第二,将政权主动交还给中国的合法政府。他手下出任“伪官”的吕好问故意同金人说:“天生南北风习不同,北兵在南不习水土,且少留兵无济于用,多留兵反而不便。”本来准备留兵实行长期占领、监卫的金军乃全部撤离。而后,张邦昌又依从吕好问等人的主张,迎接因废居私第幸免于难的元佑皇后入居延福宫,并遣使往谒康王劝进,最后自己跑到应天府请罪。照我看,黄潜善的处理意见是对的,有利于人心的归附。李纲“正典刑”的主张则失之苛严,断绝了所有因迫于情势而暂时委曲求全的人员归路。及至金兵再次南下,建立第二个伪政权,也就再没有张邦昌的故事发生,而是一心一意奉金朝为正朔,与南宋为敌了。伪帝刘豫有心报效金人,又打不赢南宋,最后金人嫌他无能,派兵捉住,废为蜀王。这个死心塌地的汉奸,比迫不得已的汉奸下场还是要好得多。
    议和与“拼死一战”
    辽是宋的世敌,如果宋能不计前嫌,联辽抗金而不是联金灭辽,北宋也就不会轻易覆亡。辽再坏,毕竟只是屡犯边关,远不及金之陷京掳帝来得恶劣。金是南宋的世仇,如果南宋能不计前嫌,联金抗蒙古而不是联蒙古灭金,南宋也不会轻易覆亡。金再坏,毕竟还允许议和,留给你偏安的辽阔空间与长久时间,远不及蒙古人 赶尽杀绝来得凶残。两宋在国家生死存亡关键时刻的重大失策,在于不懂得政治学的敌友定理,以狭隘的民族复仇情绪代替理性判断与抉择,因而一错再错,一亡而再亡。
    有人会说,与其屈辱偷生,不如拼死一战。所谓“宁为玉碎,不做瓦全”。听起来慷慨激昂,也符合英雄的做人准则,但套用在国家、民族上,却是毫无道理。国家既亡,整个民族都沦为亡国奴,岂不是在更为屈辱的环境中偷生?难道你要整个民族都像日本武士道那样“玉碎”,都拼死,都遭屠杀,致使种族灭绝?只要不是这样,那么国家的苟安就比打不赢也打要好,保全半壁江山也比彻底沦亡要好。秦桧与金人签订的“绍兴和议”,虽是不平等条约,却为南宋争取了二十年的和平,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平心而论,秦桧是一个不错的经济人材,在他的治下,宋朝迅速修复了战争的创伤,再现北宋时的繁荣景象,奠定了一百五十年的国运基础。
    汉奸的大批产生,自然是在外国入侵,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第一个高潮是宋代,第二个高潮是明末,第三个高潮则是日本入侵。中国自从出了个秦桧,以后所有的汉奸都相形逊色―不是他们的罪行,而是他们作为汉奸的知名度。秦桧简直就成了“汉奸”的代名词,直到再出了个汪精卫。
    汪精卫遭到各方的一致痛恨,不是没有道理的。从国民党方面,蒋介石领导抗战胜利,如果不跟汪划清界限,有损党和领袖的形象。汪精卫是蒋介石在党内的最大的竞争对手,双方曾为夺取孙中山继承人的位置明争暗斗;抗战八年,蒋介石对日秘密和谈一直断断续续。彻底否定汪精卫,即确定了蒋的合法性及历史上的地位。从共产党方面,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汪精卫是国民党著名左派,共产党的有力支持者,蒋介石发动“清共”,汪的武汉国民政府一度站在共产党一边,表示要讨伐蒋介石,后来居然宁汉合流,一致反共。这种感情上的伤害,已足够符合叛徒定理的条件,而不仅仅是敌友定理了。及至国共第二次合作,全国抗日,汪的南京政府打出的旗号却是“和平、反共、救国”。旧恨新仇,集于汪氏一身,何况国民党已给 他定性在前,正是一条可以任意鞭笞的死狗,绝无再为他讲话之理。从一般民意方面,“汉奸说”本是中国特产,无论文化传统、历史镜鉴、道德观念、民族情绪,都不会认为汪是一个好东西。从国际舆论方面,汪属于战败的日本侵略者阵营,从未得到过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承认,到日本对美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已呈败相、日首相近卫向汪表示进一步交还中国(沦陷区)主权的时候,汪居然主动提出向英美宣战,近卫劝都劝不住。因而在即使民族观念较为豁然大度的西方民主国家眼里,他也不值得稍予同情。 汪精卫当汉奸的动机
    史学家们对汪精卫的汉奸罪认识较为一致,唯在当汉奸的动机上看法各有不同。一是对权力的追求,即所谓“领袖欲”;二是贪生怕死,患了“恐日症”和软骨症;三是与蒋介石达成默契,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中国无论是胜是败都不至于亡国;四是确信中国打不赢日本,迟和不如早和,反而主动;五是一贯亲日,死心塌地投靠日本;六是与蒋介石内斗失利,负气出走铸成大错,只好一错到底。
    这六种动机,最为恶劣的是第五,最不可能的是第二。想当年汪精卫参加革命,谋刺清摄政王事败被捕入狱,尝作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其大义凛然,可与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并美于世。说他是贪生怕死之徒,实在毫无根据,也不令人信服。在沦陷区,民间曾流传过这样的故事:汪赴日和谈前夕,交卫士一把手枪,“如看到我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即拔枪把我打死!”这个故事不论是真是假,都说明“怕死”是站不住脚的。他要是坐在大后方跟着大伙儿高喊抗战,则中国是赢是输,总也轮不到他汪精卫有生命之虞。倒是他选择的那条路,处处埋伏着杀机、险情,非软骨者敢走。第五条也难以成立。汪精卫固然亲日,但毕竟是中国人。他的日本情结,与孙中山一样,源自在日本鼓吹革命、组建同盟会的经历。这种亲日情结,不但汪氏有,蒋介石也有,其它国民党元老也几乎都有。汪氏的亲日,为他对日议和提供了坚实的背景,却未见得一定要站到日本的立场上,死心塌地与中国为敌。否则,他完全可以“代表中国”向日本投降,至少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出卖中国的利益、主权,而不至于跟日本讨价还价,力争中国的领土完整、要日本无条件撤兵。从最基本的人性角度来说,仇恨自己民族的人实在反常和罕见。也许汪精卫正好是这种人,但没有充分有力的证据。
    至于“负气出走铸成大错”,从他秘密出走河内,到成立南京政府的整个过程来看,其周密和审慎,绝非起于一时的意气用事。他到河内发出主和的“艳电”,仍不是没有退路,蒋介石派人送来护照和经费,希望他到欧洲游历,或干脆回重庆再任要职,可以说是仁至义尽,实在劝不回头才让特务暗杀。就算是出于负气,如果没有深思熟虑作底,亦即没有其它更深刻的动机,断不至如此。而“领袖欲”,他已贵为国民党副总裁,其言行举止足以影响中国的政局。他一生几经浮沉,深知政治的无常,尤其战乱中的领袖难为和难当。就在他离开重庆前不久,和蒋介石最后一起用餐时,他还提出要对南京、上海的失守负责,国民政府应总辞以谢罪天下。蒋忿极,认为这才是最不负责任的行为,起身拂袖而去。汪氏与其说是“领袖欲”,还不如说是“表现欲”,即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向世人表明他要不顾一切救民于水火。这与他当年谋刺清摄政王的行为动机是一致的。
    第三和第四种动机,两相比较,“默契说”太牵强,不合整个事件发生和发展的逻辑。最能说得过去的是第四种动机,即固信中国抗战难以取胜,不如早和,以争取主动,免遭更大的损失。当时的情况是,东北早已为关东军所据,成立“满洲国”;蒙古建立了独立的亲日政权;华北经过“特殊化”自治阶段,亦被日军占领;华东、华中和华南,除长沙以外的几乎所有大城市皆沦为敌手;中国的海上信道全部被封锁;国军精锐部队在抗战初始就已经将老本拼光,中国军队无论从装备、素质、供养等方面皆远不及日军,中国正规士兵对日本兵的战斗力是三敌一;国共两党既合作又矛盾重重,暗伏着将来决一死战的危局;苏俄及西方自由世界对中日战争持观望态度,英美各国即使参战,似乎也难以抵挡穷凶极恶的日军攻势,中国是孤立无援地对付日本;中国社会结构涣散,国库空虚,前清及军阀混战时欠下的大量赔款、债务无力偿还,经济随时可能崩溃……总而言之,“它很像是一个重量级拳师与一个羽量级拳师比赛。……这次的战争,中国不能打,也不应该打。但是,却不能不打,由于被日本逼迫得别无选择。”(黎东方《细说抗战》)
    “不能打,也不应该打”,这是历史学家在抗战结束五十年后的客观评论,如果放在当时,则属于彻头彻尾的“汉奸言论”。汪精卫出走前,虽在公开场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一再表示要抗战到底,私下却对抗战前景极为悲观,也就是“不能打,也不应该打”。
    汪精卫是一个爱国者
    国民党高层有一个被胡适戏称为“低调俱乐部”的沙龙,汪精卫当然是这个“俱乐部”的灵魂。但“不能打”还不是动机,只是一种认识和判断。毕竟这个“低调俱乐部”的人并非个个走上了汪的道路(如胡适),毕竟“不能打”后面还有一个“却不能不打”。我认为,汪精卫对日议和的动机是很复杂的,不可能简单地归结为哪一类。根据其人的经历、性格、地位、信仰,及后来的所作所为来看,毋宁取其所言,动机中包含有救国救民之心。有意思的是,在国民党内,真正的主和派原是蒋介石,而汪精卫是对日主战派。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一九三五年的古北口之役,他都主张和日本人打。倒是蒋介石,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政策”,一九三三年出卖华北的塘沽协定,摧残察绥抗日武装,一九三五年华北特殊化的何梅协定,都是其一手导演的杰作。不料后来倒转过来,蒋介石成了抗战到底的英雄,汪精卫却走上主和的道路。陈公博回忆,汪始有主和倾向,实为长城古北口之役,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火力比敌人的火力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及至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汪更加认为,中日应寻出一条和平之路,否则一旦开战,只是便宜了苏联。
    我相信,汪精卫是一个爱国者。至于卖不卖国,怎样卖,那是第二个问题。
    有人会说,都到那样一个地步了,还侈谈什么爱国?说得好,对敌妥协不言爱国,败军之将不言勇。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数百上千年以来,我们都是这样认为的。说到底,动机并不是最重要的,也永远争论不清。再崇高的动机,如结果一团糟,也不能拿“好心办坏事”开脱其咎。反之亦然。何况所有的推断,都只是推断而已。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关键要看其所为,究竟给这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具体到汪精卫,主要应该讨论第二个问题,即卖不卖国,而不是爱不爱国的问题。
    汪精卫发动“和平运动”,其负面效应显而易见,几乎所有涉及这一议题的文论都做过分析,这也正是定其汉奸罪的根据。大致有:签订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成立傀儡政府及伪国民党中央,分裂抗战阵营,打击了民族士气;为逃兵尤其是降将提供了“合理”借口;粉饰了日本侵略军的亡华阴谋;积极反共,而共产党当时是抗日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协助和维护日军对沦陷区的统治,镇压地下抵抗运动;提供日军侵华的物资资源;让日本腾出手来,发动太平洋战争,等等。
    这些指控都没错。所有这些负面效应,都是汪氏“和平运动”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他是作为“战败一方”与敌议和。抗战的最后胜利,推翻了汪氏付出这些代价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其最大的代价如承认“满洲国”之类都是可以收回的;万一抗战不能取胜,那么中国至少可以守住已经签约的这条底线。事实上,谁也无法断言中国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对当年那场战争的惨胜感到侥幸, 如释重负。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险时刻,以战为主,以和为辅,和战并用,这是一种明智的抉择。既要有“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的义勇,也要有以暂时的妥协保全实力留有退路的灵活。即连领导抗战到底的蒋介石本人,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日和谈的可能,这不是他的动摇和软弱。延安的共产党与日军暗中交涉,也不能说是通敌和叛卖。正如历史选择了蒋介石作为抗战的领袖,能够担当议和重任的人选,遍观当时之中国,也非汪氏莫属了。
    “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
    汪精卫在对日议和中,其个人表现的勇气和一定的原则性,连日方都为之敬重。据胡兰成回忆,当时任日本驻南京大使馆一等秘书的清水重三,曾参加多次汪精卫与日方的重要会见,私下叹道:“我在旁看着,这边是战胜国,坐着我们的大臣,大将与司令官,对方是战败国,坐着汪先生,但是比起来,只见汪先生是大人,我们的大臣大将司令官都藐小了,惟有近卫公与汪先生坐在一起还相配。汪先生的风度气概,如山河不惊,当时我嘴里不说,心里实在佩服。”(《今生今世》)
    日汪和约,当然是不平等条约。中国人对于签订不平等条约者,一概斥之为汉奸,如秦桧,如李鸿章。汪精卫就更不用说了。苏俄逼使中国允许外蒙独立,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借故推脱,乃至辞去外长,为的就是不担汉奸罪名。南京失陷时,日本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份“和约”,汪精卫劝行政院长孔祥熙签字,孔不敢签:“汪先生,我没有你的胆子,我背部受不了两颗子弹。”
    汪精卫虽有“胆子”,也不敢贸然签字,他知道这一笔下去非同小可。他不怕“引刀成一快”,却害怕当卖国贼,留下千古的骂名。一份“和约”,往往复复逐条讨价还价好几个月才出台,按说是毫无意义的。日本最后投降,这份条约成了废 纸,而汪氏亦未能逃脱卖国的骂名。但他的几番坚持达成协议,还是尽可能地争得了国家的尊严和利益,甚至赢得了对方的敬重,及一部分日本官员的同情。而这份和约,至少在沦陷区,在日本投降前的数年时间内起了作用。
    汪精卫一方争的是哪几条呢?一,中华民国国号、首都南京、青天白日国旗、 三民主义国策不变;二,日军必须从中国撤退;三,日军占领区的中国法人以及个人所有的铁路、工厂、矿山、商店、一般住宅,应迅速归还;四,不承认满洲国。如果这几条完全得以实现,平心而论,那就不是不平等条约,而是平等条约了。日本政府方面自然不会同意,提出:一,由于三民主义是排日抗战的根源,应当修正这一理论;二,青天白日国旗仍为抗战的重庆政府使用,并成为日军进攻的目标,为避免混淆,图案应予修改;三,日军占领的住宅、工厂、商店可以归还,但铁路在战争期间由日方管理,待全面和平后立即归还。这三条,第三条可以理解;唯第一、二条,连日本专门派做对汪工作的“梅机关”主要成员犬养健也认为过分,“因为自古以来,无论什么样的战胜国,还没有连对方国家的建国原理及国旗图案都加以干涉的先例。况且,这又是超越胜败的两国间的和平运动。”(犬养健《扬子江今天仍在奔流》)
    这两条虽然过分,却都是虚的,也与前几次日方提出的“和平条件”不一样。这是因为日方内部对中国问题一直有较大分歧,日本政府迭次换届,其政策波动、摇摆,有时不免生疏和荒唐,或节外生枝。总之,汪精卫遇到的对手是十分难缠和蛮不讲理的,远远超过了他预先的估计。但他走到了这一步,已无可回头。经过大半年的苦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汪精卫在上海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主要内容为: 承认满洲国;确保日本在中央政府的外交、教育、宣传、文化以及军事等各方面的权利和合作关系;承认日本在内蒙、华北、长江中下游、厦门、海南岛及其附近岛屿的政治、经济以及对地下资源的开发利用权利;承认在以上地区的防共和治安的驻兵权;中国对于日军驻扎地域及其与此有关地域的铁路、航空、通讯、港口、水陆等应适应日本军事上的需要;在中央政府及各级机构中聘请日本军事、财政、经济、技术顾问,确保《纲要》及其秘密附件中所有条款的执行。
    此《纲要》简直就是一份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占领宣言,令许多主导此次“和平运动”的日方和汪方人员大感意外。最早秘密潜往东京,与日本取得和谈联系的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立刻退出汪集团,离开上海回到了重庆,并在香港《大公报》披露《纲要》的全部内容。与他同时返回重庆的还有陶希圣。汪精卫本人也既忧且惧,草案签字后流着泪说:“这个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了。”
    为什么“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因为上述地区为日军所占领已成事实,你签不签约,反正是拿不回来的。用汪氏集团第三号人物周佛海的话来说,“沦陷区是蒋先生把它丢掉了的,不是我们把它丢了的,我们今与日本交涉,只有收回多少的问题,没有丧失多少的问题。”(为《中华日报》撰写的社论)这话有漏洞,因为蒋先生虽然把它丢了,但始终没有同意给人家,还要坚持打回来。但汪氏“和平运动”与蒋介石的政见分歧就在这里:我认为打不赢,所以才同意把你丢掉的给人家;如果你打得赢,那我同意给人家的也丢不掉。即如台湾,是清朝把它丢掉了的,抗战胜利,不是仍然要回来了吗?
    当然,汪精卫的观点与周佛海还不一样,他认为“凡中华民国的事,即无论是蒋先生作的或谁沦陷的,我们皆应负责。”他甚至表示:“我们做和平运动是为使抗战有终之美,不是为与抗战敌对。”(胡兰成《今生今世》)
    事实上,东北不是打不打得赢,而是根本就没让打给丢掉的。满洲国的成立,中国也没向日本宣战,差不多是默认了。西方各国,直到今天出版的二次大战世界地图集,仍将满洲国划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一个国家。汪精卫只是无可奈何承认既成事实。就在此密约签署前四个月,汪在上海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统计出缺席代表人数名单上,赫然印着“东三省代表”的字样。汪政府成立后,汪曾到“满洲国”访问,在盛大的欢迎会上,他满含热泪地说:“我们以前是同胞,现在是同胞,将来还是同胞!”一言既出,令在座的日军司令官为之瞠目。
    承认满洲国,同意以日占区的物资资敌,是汪政权的底线。也就是说,他的卖国,他的坏,基本上到此为止。
    密约的披露,产生了间接效应。原持观望态度的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开始支持中国抗战,包括贷款、向远东地区增兵,中国孤立无援的局面终于打破。因为它们看到了,坐视日本侵略中国的可怕后果:西方国家在华利益亦将受到威胁。
    汪政权对中国有无好处?
    付出了如此代价的汪精卫政权,究竟对中国有没有好处呢?我以为,这是评说其功罪的关键所在。
    汪政权的建立,使中国的沦陷区有了一个“合法的”中国政府。这个“合法”,是对日本而言,并为日本所承认的。至于它为不为全中国人民所承认,为不为国际间所承认,那倒没关系,不承认反而更好。事实上,除了日本、伪满洲国,先后承认汪政权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及政府还有德国、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丹麦、西班牙、克罗地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及法国维希政府。由汪精卫的“伪政权”取代梁鸿志的“维新政府”,及名义上统括华北的伪政府,代表中国的沦陷区向日方进行交涉,可以最大限度地赢得对方的尊重,及中方的权益。有人会说,充当人家的走狗,人家还有什么尊重可言?话不能这么讲,就算是走狗也有其尊严和权利。至少,你得尊重它的生存权,尊重与它的合作关系,尊重它对你的态度,尊重你自己对它的承诺,一定程度地尊重国际间公认的外交准则。就沦陷区的人民而言,也必须接受日本占领的事实。敌人来了,你可以跟他打,打不动的可以去逃难。而绝大多数的人是逃不走的,没法逃也不知往哪里逃。他们注定要留下来,在侵略者的统治下生活,他们注定要当“良民”。有幸生活在大后方的人,有幸逃出来的人,也许可以理直气壮,可以同仇敌忾,誓死与祖国山河共存亡;今天的人们,也可以高喊“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但如果你不幸生活在当年,又不幸身陷敌人的铁蹄之下,沦为亡国奴,你是不会轻易去死的。即使不是你自己,而是你的亲人,你的好友,你会希望他们以血肉之躯去拼死反抗,作无谓的牺牲吗?如果是我,我希望他们都千万别死,好好活着,至少也得“赖活着”,活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既然如此,沦陷区最好有一个中国人的政府,而非直接由日本人来统治。你可以说,有时候中国人比日本人还坏,也就是走狗有时比主子还坏。但这情况毕竟不多,如果这是一种通常现象,那咱们还要抗日干什么呢?让日本人占领整个中国岂不是更好?中国人对中国人,有时比日本人对中国人还坏;但日本人对中国人,永远不能像中国人对中国人那样好。这道理我想应该很好懂。
    日本侵占香港三年又八个月,没有建立一个由英国人或是中国人组成的傀儡政府,而是以日中将矶谷廉介为香港总督,直接进行统治。香港居民的日子,就比汪政权领辖的沦陷地区及“满洲国”更为艰难。一年之内五十万居民被遣送内地,发行军票以完全取代港币,实行搜刮和大批征用民工,导致经济崩溃、长期饥饿,民生苦不堪言。直至七十年代,香港人对日本人的憎恨,仍能使偶尔被认出来的日本游客自况为过街老鼠,随时准备拔腿而逃。
    汪政府成立后再无大屠杀
    比较之下,被日本侵占时间超过香港两倍的上海,情况却反要好得多。除了军 事占领、政治控制、异族统治的屈辱感之外,基本上维持了社会和经济秩序,生产活动如常,市场活跃,“戏院依然高堂满座,酒楼门庭若市,笙歌处处,虽似商女晚唱,毕竟无门前冻骨,这便是张爱玲小说的社会背景,虽无爱国主义洋溢其间,但楼台春梦,也是另一种真实,真实到在一定期间遭到排斥,但在更长时间内却深深感染人心,受到喜爱。”(徐宗懋《日本情结―从蒋介石到李登辉》)
    在完全由日本人统治的香港,是绝无产生像张爱玲这样出色作家的环境的。如果说张爱玲曾嫁给汉奸胡兰成,自己也有汉奸之嫌,因此其小说可能“粉饰太平”的话(我以为现在持这种偏颇观念的人已不多了),那么与汉奸全不搭界的作家钱锺书笔下的《围城》,描写沦陷后上海市民的生活画面,大抵也都是“正常”的。更先沦陷的东北,在另一些作家的笔下,也有不少“承平时代”的景象。台湾辅仁大学教授梅济民回忆学生生活的小说《哈尔滨之雾》,主人公成天沉迷在学校之间的游泳、划船、和球赛中,还有与日本高校女生情感游戏。我接触的许多在“满洲国”生活过的人,至今私下还说:“日本人不坏,他们到村子里来,还给小孩吃糖。”日本人还不坏,谁坏呢?“苏联人坏!苏联红军来了,烧杀抢奸无恶不作!”
    苏联红军绝不可能比日本鬼子还坏。它是“解放者”,而日本人是侵略者。但我相信在一定的情况下,二者的坏和“不坏”会发生逆转。“解放者”和侵略者都是外国人,都对中国领土怀有野心。历史证明,它们都不是好东西。日本人“不坏”,是因为有一个中国人的政府在起著作用;苏联红军坏,是因为没有一个中国人的政府管着,哪怕它是一个傀儡政府。在战争后期,大部分中国沦陷区人民的生活,甚至超过日本本土许多。日本由于穷兵黩武,缺乏资源,生产能力及民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加之遭到盟军的海上封锁和空中攻击,其危机感日盛一日。反而是沦陷区的生活值得他们羡慕。当然,满、蒙、华北及华东、华南各地的情况,不尽相同也不能一概而论。但由中国人出面组织“伪政府”,比没有这样的政府更符合中国人的最大利益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就汪精卫而言,他的政府成立后,日军再没有发生过类似南京大屠杀的公然暴行。这个历史事实,谁也无可否认。
    “民为贵,而社稷次之”
    汪氏政权对日妥协,付出“密约”中规定的沉重的政治代价;而日方也要受该“密约”的制约,履行其承诺。善待中国俘虏,即为一条。所有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投降,都可以接受改编为汪精卫的部队,亦即我们惯称的“伪军”。“伪军”的方式,保存了中国的军事实力。随着时间的推进,庞大的伪军数量(至少有数十万之众)在日占区的“合法”存在,对于日军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威慑力与牵制力。伪军是投汪,而非投日,这总比汉将李陵直接投降匈奴要好。除了反共,即与八路军、新四军极为有限的作战,如“清乡”等等,汪精卫的伪军没有与重庆的国军发生过正面战斗。即便是打共产党,其总和也远远比不上一次“皖南事变”的规模及后果。
     “一日下午我见汪先生,是暑天,说过正事之后,两人两杯啤酒,一碟海苔,稍稍闲谈。我看见汪先生脸色尚有馀怒,问可是为军队的事情,汪先生冲口而出:‘刚才板垣参谋长来要想我们与日本军队并肩对重庆作战,我当即答他,如此我们的军队必反转枪口打日本军!板垣就不好意思再提了。’此刻他的声音还是这样激烈。”(胡兰成《今生今世》)  
   胡兰成曾追随汪敬卫的“和平运动”,曾任汪氏中央宣传部次长、《中华日报》总主笔。他的自述固然有为汪精卫开脱之嫌,却也没有事实足以证其伪。他最后由于对形势的看法迥异于汪而失去信任,解掉了官职,甚至被汪亲自下令投入狱中,经其日本友人营救方才脱险。
    一九四四年夏,日军进攻长沙、衡阳。七月,华中日军司令部请胡兰成前往汉口,与作战参谋会见,告胡这次“日军纪律甚好”。其言带有“你看我们遵守了承诺”的诚意。华中、华北和华南所有的大城市,几乎都在汪精卫出走前沦入敌手,只有一个长沙守住了。日军为了夺取长沙、衡阳重镇,打通京广(京汉、武广)铁路线,分别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九四一年九月、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发动了三次长沙会战,日方共伤亡一十一万一千馀人。到此次长衡会战,日方再伤亡六万六千八百馀人。守卫衡阳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在日军强大攻势下苦守五十二天,击伤一个师团长,击毙各级日军军官千馀人,城既破,又率军坚持巷战数十小时。长衡守军如此顽强的抵抗,以及日军的惨重损失,并没有激起大规模的报复行动,而是值得自夸的“纪律甚好”。方先觉被俘,日军将他关押在一个天主教堂内,不但没有施以虐待,反而戒备松懈,致使其得以逃脱,回重庆复命。对抵抗将领尚且如此,对一般平民百姓可想而知。
    有历史学家认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至少拯救了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中国人的生命。(刘学铫《淡水河边谈国史―你,是中国人吗?》)这个数字我想不会是夸大之词。日军对沦陷区的直接掠夺,也由于汪政权的存在得到了控制。这之前,日军所到之处,耕牛全部杀光,农民根本无法进行耕作,只有等死。活跃在江南广大乡村的新四军、游击队也没有办法,总不至于牵着一群牛跟日本鬼子兜圈子打仗。这个时候农民就希望汪政权出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其实连共产党的新四军也希望汪政权做到这一点,你不是说“曲线救国”吗?先救救农民的耕牛吧!《沙家滨》里的郭建光,大概也不希望在沙奶奶、阿庆嫂全都饿死的地方打游击的。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如果我们承认孟子的民本主义的合理性,就无法否认汪精卫以既失的国家利益换取民生的合理性,就不能置沦陷区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一味地指责其为卖国贼。
    汪与蒋谁更有资格称卖国?
    承认“满洲国”一事还可以再讨论。事实证明,东北也就是所谓“满洲”,确实不是汪精卫卖得了的。而外蒙,的的确确是被蒋介石给卖掉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即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接替宋子文担任外交部长的王世杰,根据蒋介石的训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外蒙独立。两相比较就可以看出,仅就出卖国家领土而论,蒋介石比汪精卫更有资格称为汉奸:汪氏承认满洲国,是在中国战败(精锐部队被击溃,首都沦陷,所有的港口、绝大部分重要城市和铁路为日军占领)的情况下;而蒋氏承认外蒙,是在中国取得战胜国地位的前一天。汪氏是向咄咄逼人的侵略者妥协,出于迫不得已;蒋氏则是向“友邦”让步,绝无此种必要。承认满洲国,换来了在沦陷区建立中国人政权的重大政治利益;承认外蒙非但未取得任何利益,反而引狼入室,使得东北人民受到第二次侵略的严重伤害。满洲国最后仍收回来了;外蒙却永远地独立于中国之外。外蒙面积为一百五十六万六千五百平方公里,加上外蒙西北处为苏联强占的数万平方公里土地,超过“满洲国”的面积一倍有馀。说句不好听的话,如果只丢了“满洲国”,中国领土尚可稳居世界第二;而今丢了外蒙,中国只好屈居世界第三了。
    中国为抗战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胜利后蒋介石“以德报怨”,一笔勾销对日索赔,优待侵华日军,将绝大多数日本战犯免予惩罚,其中包括罪大恶极的侵华元凶冈村宁次。这也就罢了。作为(即将)战胜国元首,蒋介石拒绝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两次提出的将中南半岛归还中国的建议,就实在令人费解了。罗斯福曾驳斥戴高乐希望战后重返印度支那的企图:凭什么逻辑,什么习惯,什么历史法则,越南要属于法国?越南有一千多年属于中国的历史,明代复归附于中国,后为法国殖民者控制。二次大战中法国势力被赶出,法国本土亦遭沦陷,战后勉强成为战胜国而跻身“五强”,这是正是收回领土的最佳时机,不料蒋介石断然放弃。在抗战结束前不到一年,即一九四四年双十节,他接见戴高乐政府驻华大使贝志高说:“如果我们能够帮助贵国在该殖民地建立法国政权,我们是乐意的。”如果蒋介石不出卖外蒙,又顺理成章地接收中南半岛,请想想,今日之中国将是怎样一个局面?就连世界历史也要大笔改写―那就不会有旷久酷烈的越南战争,不会有柬埔寨红色恐怖大屠杀,不会有西沙、南沙群岛的领土纷争,中国的影响力及发展潜力将不可估量。
    二战期间和结束之后,中国与西方各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被废除,这要算是抗战获得的报酬。但汪精卫的政府步子更快―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汪宣布驱逐英美、取消领事裁判权,比蒋早两天,翌年八月一日,汪正式从日本人手里收回租界;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汪与日签订协定,日将北平使馆区一切行政权及所有公共及日本租界交还中方,日本人所享受治外法权予以取消;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意大利政府亦发表同样声明;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法国维希政府宣布放弃治外法权,五月与汪政府签订协定,将平、津、沪、汉口、广州等地租界交还;蒋介石因而(于八月一日)与维希政府断交,转而承认戴高乐的流亡政府,然而戴高乐不承认蒋单方面宣布取消法国在华不平等权利,直到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才签约废除。
    难怪有人感叹:“汉奸的爱国戏,演得比蒋介石又早又快。”(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
    日本选择投降以避免民族浩劫
    汪精卫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他选择的道路,把自己的命运与日本帝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日本最终是失败了。一九四五年八月,汪精卫病逝九个月后,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   作为受日本残害最深的中国人,一方面对终于获得抗战的胜利欢欣鼓舞,一方面又觉得日本的投降太突然,乃至“太早了”。如果它像德国那样顽抗到底,它受到的战争报复绝不止是两颗原子弹。一个给那么多民族带来过那么多灾难的国家,无论从道义还是从情感上说,付出怎样的代价都不会过高。但居然被它躲过了。日本天皇在他的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作出了他一生第一个,或许是唯一的一个堪称英明的决定:无条件投降。按照中国的汉奸理论,他当了日本有史以来最大的卖国贼、日奸,或称“和奸”。正是这个“日奸”,使日本逃过了本应严酷得多的战争惩罚,逃过了民族的浩劫,使犯下过滔天罪行的数百万日本侵略军安全地返回自己的国度,使日本这个几乎毫无自然资源可言的国家获得了在战后迅速复苏、崛起的一线生机。
    中国的汉奸标准,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当年清军入关南下,著名抗清英雄史可法曾向清摄政王多尔衮致书议和,提出与大清帝国划疆而治,重演南北朝的故事。这要是放在抗日战争时期,岂不也是一个汪精卫?当然,多尔衮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女真完颜氏建立的金国,他要的是整个中国,而非已然到手的华北。于是绝不允和,发扬“继续革命”的精神,宜将剩勇追穷寇,命豫亲王多铎挥师南下,攻克扬州,屠城十日。史可法作为英雄殉国,谁也不再提他有过的“卖国”行为。
    日本是一个以模仿力而非创造力享有世界声誉的国家。它发动侵华战争,就是想模仿当年的大清帝国征服中国。日本跟中国的历史渊源、文化渊源,举世皆知。它有一种浓厚的“大中华思想”,尊重和崇信中国的文化典章制度,认为今日的中国民族(主要是汉民族)不足以与如此华美、悠久的中国文明相匹配,惟有大和民族才有资格和能力承继中华文化之大统。日军每攻克一座中国城池,其将领必赋汉诗,悲古今,大有一统江山之壮志,而无一丝战争罪犯之羞惭。日本的最终失败,当然由诸多原因造成,其战线铺得太开,过早地暴露称霸全球的野心,尤其发动太平洋战争导致美国的参战,是其致命因素。它如果集中全力来打中国,然后再花相当时日巩固对中国的统治,或可成为大清帝国第二。因此单从日方侵华战略的技术层面来说,它允许汪精卫的议和,腾出手来发动太平洋攻势,是一绝大错误。更早一些,追溯到中日甲午海战,那是它实现征服中国的最佳时机,中华(大清)帝国的不堪一击,如大厦之将倾,但它居然接受了清廷的求和,与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以得一台湾,暂抑其吞并中国的欲火。结果中国赢得了喘息之机。推翻清朝后,军阀混战,日本及西方列强固然趁机捞取了许多利益,中国军队也在自相伐斗中进行了“现代化”的冶炼,才有抗日战争时“三敌一”的战斗力,而不是这之前的“十敌一”,甚至“十不敌一”。日本的本来目的是做第二个大清帝国,不料却做了第二个金国小朝廷。
    周作人与郁达夫
    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著名作家周作人当过汉奸,因为他曾出任华北伪教育总署督办一职。但是还有另外一位著名作家郁达夫,曾任驻苏门答腊日军宪兵队翻译官,却没人把他当做汉奸,反而有不少文章回忆他为日军服务时的“英勇事迹”。周作人出任的是伪职,郁达夫当的是日军军官;周作人是被迫的,郁达夫虽说不是完全自愿的,但日本人要他当他也就当了;周作人当的是文官,郁达夫任的是军职。不管从哪方面来说,郁达夫的“汉奸罪”都应该超过周作人。从大量反映抗日战争的电影、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日军翻译官是怎样一副二鬼子的嘴脸,往往就是那种“比日本人还坏的中国人”形象。无论是不是事实,至少表明在一般民众的心里,这是一个什么样职位。为什么人们不仅原谅了郁达夫,还把他当成一个类似英雄的人物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没在中国,而是在印尼当的这个翻译官。如果他犯了罪,充当了侵略者的帮凶,为虎作伥,助纣为虐,那也是在外国,与咱们中国没关系。虽然驻苏门答腊日本宪兵队,对付和迫害过大量的华侨,镇压过华人抵抗组织。
    郁达夫在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被宪兵队秘密绑架杀了。因为他们早已知道他的作家身份,怕将来以笔墨暴露日本人的罪行。
    我丝毫没有要把郁达夫打成汉奸的意思。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汉奸”并不是以正义尺度来作为划分标准的。当人们指斥这个为汉奸、那个为民族的败类和叛徒时,往往凭藉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乃至一种伪正义的道德优越感,而不是一种历史的公正的态度。
    周作人出任伪职,固然不光彩,但绝不是一种罪行。他在侵略军的威逼之下就范(包括枪击未死),任期除了履行其职,没干过对不起民族的坏事。据曾在北平从事秘密抗日活动的人回忆,周作人的这个职务还是中共地下组织替他争来的。原伪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死后,该职出缺,一个叫缪斌的汉奸想争这个位置。缪斌当过新民会中央指导部部长,是积极的反共分子,于是地下党便搜集他平时的反日言论,写成材料送到日本人那里,免了他的官。地下党认为,教育总署督办的职务由周作人出任,比缪斌来当要好得多,于是想尽办法抵制了缪斌。地下党是成功了,但是却把一位优秀的作家推进了“汉奸”的火坑。周作人平素在言谈之中,常流露出对日寇侵略中国、以致民不聊生、生灵遭受涂炭的不满情绪,还赞许和同情抗日分子,帮助地下组织在日占区安插人员(回忆文集《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周作人所作的这一切“比缪斌好得多”的事,后来都被一笔勾销,只剩下永生难赎的罪名。即使是被号称“最抗日”的共产党指责、孤立和打击的“最反动”的汉奸缪斌,也不是只知一味替侵略者效力,而是“平时”有很多的“反日言论”,足以“写成材料”让日本人罢了他的官。   
  呼唤历史与公正的态度  
   二次大战期间,许多国家都有被德、意、日侵略占领的经历。有占领就会有合作者。各个国家对于这些合作者,态度是不尽相同的。大部分在战后没有受到追究,有不少继续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甚至出任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被尊为“独立之父”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日本侵占时期,先后担任日本组织的“人民力量中心” 、“中央参议员议长”、“爪哇奉公会” 。印尼第二任总统苏哈托,也在日占时期参加“卫国军”,到日本军校受训毕业后担任中队长。担任过三届印尼内阁总理的哈达,曾任日本军政府顾问。新加坡第四任总统黄金辉,于一九四二年日本侵占后,在日本军事机关任职。历任缅甸国务委员会 、总统的吴奈温,一九四一年被选派到日本学习军事,曾在海南岛及台湾受日军训练,一九四二年充当日本侵略军先头部队第二师师长,攻占缅甸。而出任过日占时缅甸政府外交部长的吴努,二战后三度担任总理。老挝国王西萨旺.冯,曾宣布他的国家加入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一九四一年同日本订立共同作战条约,向英美宣战的泰国总理銮披汶,日本投降后作为战犯遭逮捕,但后来又做了九年多的总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尔德三世,一九四○年德军入侵时,拒绝随政府流亡国外并率军队投降,十年后参众两院表决允其复位,只是由于人民的反对才在第二年退位,由其儿子继任。
    法国对卖国贼的惩罚较为严厉,维希政府的主要首领在战后接受了审判。贝当以通敌罪判处死刑,后改为终生禁闭;赖伐尔以叛国罪被处决;德阿特失踪,被缺席判处死刑。恕我孤陋寡闻,除了中国的“汉奸”,我只听说过法国也有“法奸”,而且是套用“汉奸”一词译过来的。一九四四年八月,盟军解放巴黎,市民欢庆光复的同时,也对法奸实行报复。有一张著名的照片,一个被剃了光头的法国妇女抱着她与德国军人生的婴儿,在市民的簇拥下游街示众。还有一张游街示众的照片,主角也是几个法国妇女,光头上画着纳粹的「」记号,因为她们做过德国侵略者的情人。这两张照片给我的震撼,超过另两张著名的“二战”摄影作品,一是几个美国士兵将一面国旗插在刚刚被攻占的堡垒上,一是一个美国水兵在大街上听到胜利的消息当即搂过身边过路的女郎亲吻起来。我不知道她们除了跟侵略军睡觉,还犯过什么出卖祖国利益的罪行。她们也许是为了真爱,也许是为了解决温饱,也许是被迫,至多是“商女不知亡国恨”,何以要在民族解放的喜庆日子里首先将她们揪出来作为报仇雪恨的对象,这是一种崇高的精神,还是一种卑琐的心理?
    法国人对“法奸”的痛恨,仍远远不及中国人痛恨汉奸那样强烈和持久。根据“泛汉奸”的说法,连沦陷区的百姓都有“伪民”之嫌。不抗日就是附敌,这期间绝无第三条路让你可走。围棋大师吴清源,年幼赴日本学习围棋,正当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屠戮中国人民之际,他加入了日本国籍。吴清源后来所取得地位,以及横扫日本棋坛十五年无敌手的辉煌战绩,人们已不在意他当年这一举动,甚至还有些“为国争光”的骄傲。但若放在当时来评论,这显然是“叛国投敌”的行为无疑。音乐家马思骢当然也是“叛国投敌”的,他偷越国境寻求政治庇护,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现在他们有声望、有地位和有成就,已不再有人去说他们了,普通人则不会有这样幸运。一位作家抱怨,“抗日战争怎么打了八年?就因为汉奸太多了。”
    真正的问题也许是,抗日战争结束了五十几年,为什么汉奸还那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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