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银行业暴利和国企私有化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将分别于3月5日和3月3日在北京开幕。在两会即将召开之际,社会保障、收入分配、食品安全、股市走势……等等一些问题将是市场关注热点。其实更多的话题还是围绕在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展开的,谈到经济建设有两个问题是避不开的,货币效应和体制改革。下面我就和大家来一起来讨论当下货币和银行的纠葛、国企改革公转私的逻辑。
  基础货币增量趋缓
  2012年,我国面临十分复杂而微妙的宏观经济环境,宏观经济走势谨慎乐观。内外双重因素导致通货膨胀压力不容忽视,今年是“十二五”时期承前启后的重要一年,如何将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更好地结合起来是今年宏观调控的重要考验。今年“两会”上,防止实体经济空心化将被高度关注,扶助小微企业脱困、推进民间金融“阳光化”、帮助企业应对“用工荒”。这些都是经济如何稳定向好需要直面的问题。
  先来关注国内,“货币”依旧是个永远绕不开的话题。截至2011年底我国的(M2)也就是广义货币供应量已经达到了85万亿的规模。初步统计,2011年全年社会融资规模为12.8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1.11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7.47万亿元,同比少增3901亿元;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增加5712亿元,同比多增857亿元;委托贷款增加1.30万亿元,同比多增4205亿元;信托贷款增加2013亿元,同比少增1852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1.03万亿元,同比少增1.31万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1.37万亿元,同比多2595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4377亿元,同比少1409亿元。从结构看,2011年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58.3%,同比高1.6个百分点;外币贷款占比4.5%,同比高1.0个百分点;委托贷款占比10.1%,同比高3.9个百分点;信托贷款占比1.6%,同比低1.2个百分点;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占比8.0%,同比低8.7个百分点;企业债券占比10.6%,同比高2.7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比3.4%,同比低0.7个百分点。

  对比2011年融资规模,中国人民银行设定2012年M2增长目标为14%。由于去年受持续紧缩政策影响,M2增速在前11个月整体呈持续放缓态势,12月虽回升至13.6%,但今年1月又降至12.4%。另外,2012年1月社会总融资规模不足9559亿元,较上年同期骤降8001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7381亿元,同比少增2882亿元,创下了2008年以来1月同期的新低。从公布的数据结构上看,货币当局牢牢掌控着货币供应的节奏,基础货币的投放增量减缓。
  这里我要介绍一个存贷比的概念。所谓存贷比,顾名思义是指商业银行贷款总额除存款总额的比值,即银行【贷款总额/存款总额】。从银行盈利的角度讲,存贷比越高越好,因为存款是要付息的,即所谓的资金成本,如果一家银行的存款很多,贷款很少,就意味着它成本高,而收入少,银行的盈利能力就较差。2011年末全国中小银行的存贷比为69.1%。而央行为防止商业银行过度扩张,目前规定商业银行最高的存贷比例为75%。为什么这里要讲存贷比呢?是由于目前当局对于贷款控制的非常严格,使得银行存款压力剧增。存贷比开始下降,银行利润空间被压缩。由于保障性住房、地方性债务和“三农”支出对于商业银行的依赖性,存贷比的下降无疑减少了商业银行可贷总量,不利于实体经济。但另一方面,对于商业银行本身来说,存贷比下降所带来的损失却有点无关痛痒。为什么这么说呢?
  银行业融资圈钱、高息差乱收费、体制矛盾
  1、截至2011年末,我国银行业净利润高达1.04万亿元之多,同比增长36.34%。不仅上市银行通过定向增发、配股、发债等手段融资额高达近2500亿元,而且诸多未上市银行亦蠢蠢欲动,今年2月初上市待审名单显示,当下14家城商行(农商行)正等候上市圈钱。去年银根紧缩,并未导致银行业整体业绩下滑,恰恰还有所上升。
  2、享用高利差却又乱收费不止。我国银行业遵循的是“存款限定上限、贷款限定下限”的掠夺法则,通过实际贷款水平推测,当下我国银行业的实际净利息差均值应在5%以上。以大型商业银行为例,2008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及人民币名义利差收窄影响,净息差从2.94%一度下跌至2009年的2.24%,2011年逐步回升到2.6%。银行业在实际业务操作中,还频频通过乱收费来增加收入。截至到今天,商业银行有据可循的收费达3000多项,过去10年间翻了整整10倍。而乱收费理由,往往拿外资银行收费类别和标准作参照,此种理由显然荒谬,因为我国银行业主要针对的是大众化服务,而外资银行主要针对的是小众化服务。
  3、我国银行业的国有属性明显,国有资产占我国银行业总资产依然高达60%以上。不仅五大行行长由中央直接任命,一些股份制银行亦对地方政府听命。对行政指令的无奈听从,突显出以国有控股为主体的我国银行业,长期面临着宏观调控需求与微观治理要求之间的矛盾;对相关监管的累累违规却能安然无恙,则说明部分大型银行已然具有与职能机构进行博弈的能量,极个别大行行长与银监会 几乎是同一行政级别。而这两相联系,则充分体现出我国银行业既计划又市场的怪异合体。
  我们会发现,这三大因素不仅持续主导我国金融秩序,致使间接融资依然占绝对主导(80%以上),又持续通过负利率吞噬民众财富,抑制我国内需的真正释放。更为重要的是,因其享用过高的利差,已对我国实体经济形成了严重压制,从而加大整体经济的运行成本。
  神奇的打蛇法――从未致七寸
  我想大家都看懂了,去年央行大力度压制信贷增量正真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为了控制社会基础货币增发率,货币当局牺牲了中小企业(实体)的利益,实际上金融业并未受到实质性的打击,连一点擦伤都没有。因此,控制信贷增发,不但没有让银行收益率下降,恰恰因银行业的高息差等因素形成了商业银行的暴利趋势。银行“越来越有钱”,而实体经济却愁得到处筹钱,特别是中小企业。为什么银行需要那么多钱?之前文中已经指出,地方债、商业地产都和我们的商业银行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是拴在一根弦上的蚂蚱。还有那个悲情的铁道部债券....

  银行作为平台贷的债主,对债务重组掌握主导权应该是天经地义的,然而在当下的中国地方债重组中却已靠边站。过去两年,监管机构和银行在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清查中遭遇来自地方政府、平台企业、财政部门等多方压力;银监会首次谈及平台贷款可延期偿付或展期的时点,恰是铁道部债务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刻。另外,上周刚被中央叫停的“上海持证满三年买二套房”的地方性政策,就凸显出地方政府看准了商业银行有钱不能贷的心态,想给银行走后门的同时,顺便解决下他地方政府一些“老大难”问题。最后李克强副总理亲自驾临上海,组织地方大员开会强调中央政策的唯一性,重申政府对于限购政策并未放松。可想而知地方政府和银行之间理不清的利益纠葛达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近日披露的《关于加强2012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讨论稿)显示,平台贷延期偿付或展期正进入实际操作层面,银监会将9 .1万亿存量平台贷划分为五类,实时监测项目现金流、还款资金落实情况。而与2011年严格规定新增贷款只允许投向保障房领域相比,此番在新增贷款投向扩大至四个领域,释放了明显宽松的信号。一是符合《公路法》的收费公路项目;二是按国务院审批或核准通过的、资本金到位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三是土地储备类和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四是2011年底工程进度达到60%以上的在建项目。所以说啊,我们政策需要拯救的利益团体太多了,至于制造业就以转型升级之名放一放,转型成功与否关键还是看民企自身的造血功能,现实情况是我们现在患“白血病”的中小民企太多了。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这是个神奇的地方。到底有多神奇,这个大家心里都有数的吗!
  关于国企私有化
  国企做大了不知道与民分享,变着法儿中饱私囊。民企做大了转手卖掉,谁出价高卖给谁,管你是日本人还是美国人。什么“国进民退,民进国退”都错啦。国企、民企都是由人来当家的,关键问题出在这个“人”身上,人的很多思想意识又是随文化基因而动的。错不在民企还是国企,错在我们的文化氛围,信仰基础,全民意识。
  都说国企垄断,民企无法分到一杯羹。这和我们的国家体制有很大的关系,九大基础行业基本都在国企掌控之中,为了保护国家基础产业不受外国人控制,从而影响国计民生,这也在情理之中。如同我们中石化去收购美国的优尼科石油被美国政府否决,中铝去兼并澳大利亚力拓铁矿石公司最后被耍一样。其实,欧美一样有为保护本国经济重心和命脉,让一些重要的暂时遇到困难的私有企业被置于国家保护伞之下的现实例子。
  叫喊私有化的真实意图
  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一直在叫喊着,没有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市场垄断地位,信贷优势和国家的产业扶持政策。这恰恰是一种典型的市场综合焦虑症。前十年为什么“国进民退”的呐喊声远没有如今激烈呢?因为那个时候宏观大环境比较稳定,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大家都有得订单做、有的钱赚,也就没多少的抱怨声。然而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民”之别就显现出来了。民企开始发牢骚,没有像国企一样得到国家更多的照顾。国企要什么有什么,民企要什么没什么,还得把偌大的市场让给财大气粗的国企。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民营企业,像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需要家长时刻照顾的学龄前儿童。他们就是不知道去学习海尔、华为、百度等这样有创新意识的中国民企,自我发掘潜力去开拓市场闯出一番天地。总是时时刻刻念念不忘的盯着国企、央企的资源配置垂涎三尺,而不惜发动社会舆论攻势给中央企业施压。然后,一些热血学者、不明真相的群众、既得利益团体在网路上默契的形成了一个攻守联盟,不断曝光国企和中央企业违规操作、奢侈浪费等负面新闻。目的只有一个,只想让国有企业快点私有化,民企则可趁机一哄而上抢班夺权。这个地方总有一些人以改革者自居,打着明天会更好的旗帜,痛陈垄断体系的弊端。无非是冲着巨大的体制内利益蛋糕而去,而并非是真有民族忧患意识,对于这一类人我们要把他们从不明真相的群众中区分开。
  华为在海外的最大竞争对手是美国的思科公司,在国际市场充分竞争的环境格局下。华为在任正非先生的带领下杀出一条血路,如今已经成长为世界一流的大型电信设备方案商(不是供应商,而是和IMB一样提供解决方案的公司)。看看我们的任正非先生,几乎从不接受国内媒体的采访。人家埋头干活,不炒作、不摆噱头。不像我们一些民企老板们,没事就三天两头跑电视台,露个脸、吹个牛,活动下头脑风暴。你们有这种扯淡的时间,不如想想如何把自己企业做做扎实,业务弄弄精。别老没事举着块牌子,到处在电视节目里数落国有企业的种种不是。去年我曾在某篇文章中特意提到了“企鹅同三百六”的江湖恩怨。说句实话,我们的很多民营企业家,其实品德也并不高尚到哪里去,大家都是半斤对八两,这个事情最后还得靠体制内出面解决。所以说,不是我们的企业自身出了什么问题,而是我们的企业家、企业文化、社会公共道德出了很大的问题。
  回过头再来看百度,这是一家纯民营企业,在中国搜索引擎领域,可以说是处于垄断地位。而美国谷歌公司自从被赶出中国之后,其业务就处于一家独大的局面。我本人从2000年开始就开始用百度搜索,一步步看着他成长起来。你能说这样的民营企业不优秀吗?百度得到了多少体制内照顾了呢?而最大竞争对手谷歌的失势,完全是因为其触碰了灰色的政治地带,自乱阵脚所致。我们中搜、盘古(国有)等搜索引擎根本无法同百度抗衡。那我们是不是又可以说,在网络搜索领域“民进国退”了呢?
  为吃“苹果”失掉了底线
  中国人的劣根性,从不自我反省,总喜欢揪别人的痛处,不知道宽恕为何物。总喜欢利用法律漏洞、钻政策的空子。有些主流媒体更是颠倒黑白、是非不分的宣传报道,助长了此类不良风气在社会上的蔓延。就比如这次深圳唯冠科技同美国苹果公司在IPDA商标权争夺上的官司一样,只要是人都看明白了是非曲直,谁是小人,谁是君子。法院虽然还未判决,但这种事情实在是让国人丢尽脸面。而我们有些主流媒体还信誓旦旦的举例说明,老外也经常抢注国内商标,使得我们中国一些老品牌损失惨重。比如什么狗不理包子、联想等等被日韩等国抢注。言下之意就是正义永远在我一方,我们以前吃过很多亏,这次一定要赚回来。常常以文明古国自居的我们,原来也可以做出如此下流肮脏恬不知耻的事情。所以,像这样神奇的事情之所以会接二连三的发生,就是因为在利益面前,信仰、道德、情理统统可以被抛弃。
  苹果公司在中国有血汗工厂,这是全球产业链分工所形成的。我们完全可以用正当手段,用法律途径去解决。或者是调整产业结构,正大光明的去竞争。却非要去搞些见不得人,类似敲诈的勾当。“商场如战场,兵者,诡道也”我看这句话可以改改了“商战无道理,为钱,不要脸”。如果这次因为IPDA商标权使得苹果公司败诉的话,对于中国市场来说商业竞争环境将无比的恶劣。好不容易慢慢建立起来的商业信誉,将瞬间毁于一旦,国际商业形象将大打折扣。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未来去拓展其他国家的商业领域将举步维艰。不是帮谁说话,而是每一个中国人必须要知道的大是大非。如果今天IPDA不是如此的风靡全球,如果乔布斯没有让苹果起死回生,如果....还会有今日这样的商标权之争吗?
  “我好,最好你不好。我不好,你也别想好。你从不好到好,我心里酸溜溜的。你从好到不好,我幸灾乐祸”。文化基因中的劣根性,难道这就是中国人???一个不懂得创新,只会挖空心思去肯蒙拐骗钻空子的企业,还有什么发展前景?借用某位网友的点评:“iPad挣这么多钱,不是因为盗用了谁的商标。苹果换个名称,老百姓照样买单。但中国企业应该争点气,别老玩虚的。”这句“不为自家人说话”的评论,却能赢得大众的支持,倒是更值得我们中国企业去深思。
  佐利克,右得厉害
  我们再回到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个话题上。以国民现时的文化素养、道德操守、创新意识、民族秉性、爱国情怀,实在是不太适合让所有国有企业私有化。另外在法律程序的界定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一旦国有企业私有化了,公众如何去界定国企在这个私有化进程中能不能像之前一样,为市场经济建设基础,会不会让一些个体中饱私囊,是不是会损害公众利益,甚至是国家的利益。一切都无法预料,一切都是未知数。我们知道改革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改革历史来看,循序渐进一直是政府所采用的方式。凡是改革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一旦进行大跨越式的激进改革,最终承受这个代价的还是我们每一个普通老百姓。
  最近,世界银行出了一份《2030年的中国》的报告,即将卸任的行长佐利克还亲自跑到中国来做宣传。他认为中国面临来自境内外的各种风险,过去直线式的增长不可持续;中国已经到达一个转折点,需要再一次进行根本性的战略转变,并为中国今后20年的发展开出了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等六个药方,头一条“良方”就是打破国企垄断。佐利克表示:“中国的国企从很多方面得到了很多收益,包括廉价的融资、在市场中的优势地位、大量的收益留存等,但国企没有让老百姓更多地获利。要想降低中国的储蓄率,使中国老百姓更多地获益,国企应把更多的红利返还给社会,需要实行一些结构调整,从而建立良好社会保障体制。”
  诚然行长先生说的句句在理,但却忽略了一点:中国人的文化。储蓄是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最热衷的一件事。在中国大城市中,你随便拉出10个人来问他们,什么是负利率?至少会有一半人答非所问。不明真相的群众是不会明白消费和储蓄之间会有什么内在联系,你让国企分红给个体百姓?我这里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佐利克先生,中国的老百姓拿到这份红利后的第一件事,既不是去消费、也不会去投资,而是去存银行。分红的行为只会增加社会储蓄量,M2和M1之间的差量会越走越高。降低社会储蓄率的方法恰恰不是所谓的分红利,而是做好各级社会保障,如再就业工程、教育、医疗、住房等等,只有让民众无了后顾之忧,才会放开手脚去消费。光一个分红是解决不了所有问题的。
  很多时候提出一个好的建议容易,往往不能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去“因地制宜”,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再比如这份世行报告中提出“....反思并调整企业工资政策;形成可在全国范围内转移的养老、医疗和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看似不错的建议,可有没有想过,中国巨大的东西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差异,会给这种看似“明智”的做法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这份世行报告权当是作为理论参考资料,很多地方是不具备实际可操作性的。
  社会进步与倒退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往往是伴随着个体文化素养不断提高所形成的良性互动。而要提高文化素养,基础教育无疑重中之重。在一个普遍缺乏道德准则,信仰基础的社会,经济发展再快,也有可能一夜回到解放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曾指出:正确认识和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二者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在现代化建设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与否,直接关系到现代化的兴衰成败。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这一思想贯穿《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始终。可见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已故的总设计师有着无与伦比的洞察力和清醒认识。
  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十年中突飞猛进,全世界有目共睹。与此相反的是,精神文明之花日渐凋零。从为人民服务到为人民币服务这一过程只用了短短十几年,普世观念转变让我们这个社会潜伏着巨大的基础道德风险,时时刻刻徘徊在一触即发的崩溃边缘。食品安全、群体性事件、门事件、单身潮等等只是诸多社会矛盾中的沧海一粟。记得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曾经有一位著名的律师(具体姓名记不清了)说过这么一句话:“....中产阶层被大批消灭后,上层建筑无止尽的贪婪和基层社团不断的暴力行为,是这个国家(美国)走向毁灭的根本原因。”
  因此,在我看来中国国有企业是否私有化,并不是改革的关键。教育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要比经济改革重要多的多。文化观念不改,社会基础保障不到位,一味的去追求GDP,去追求物质享受,最终受到伤害的恰恰是我们这个社会群体和我们这个民族主体。物质追求是无止尽的,而人的生命是有穷尽的。只要是人都有自身的一个局限性,谁都不可能永远赖在这个地球上一辈子。追求社会、自然、道义的和谐统一才是出路和根本,这一思想理念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就已经在诸子百家的辩论中达成了共识。如今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却在物欲横流中背典忘祖,早晚、也必然会遗患儿孙。
  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如不能树立一个正确的企业价值观,社会道德观,哪怕你的企业做的再好,充其量是个一群没有灵魂的人组合成的利益结合体。更别谈什么把企业做成一个什么百年老店了。除了以上的论点之外,还有一个更加现实的情况制约着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进程。
  短寿民企 扶不起的阿斗
  早在2005年市场权威机构就已经对民企有一个相当精确的定论。当年的中国民营企业大约有300多万家,其中经营10年以上的企业仅有10%。每年全国新成立的民营企业在15万家左右,同时有10万多家企业关门。民营企业中制造业领域企业最多占74%,而且90%左右以家族形式经营。一般民企真正发展的黄金时期也就在2-4年,之后要么倒闭、要么长期停滞徘徊。中国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仅为3年半。时隔5年之后,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李建伟透露,如今中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仅有2.9年。
  民企之所以如此“短命”一个外部原因是目前的法治环境尚有待提升,很多民营企业的发展不是靠法律,而是靠潜规则,遵从潜规则,就可以少交许多费用,甚至少交税也没人查处;还有市场竞争,在潜规则下,可以得到政府的照顾等等。有的民营企业可以在潜规则下得到迅速的发展,甚至一夜暴富,这是潜规则带给他们的好处。但是潜规则多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因而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今天可以依照潜规则来,明天不一定就靠得住,一旦失去潜规则,很多企业的利润就会大幅下降,甚至亏损。中国民营企业寿命短还和企业诚信缺失有关。一些企业可以靠不诚信得到快速发展,比如食品企业,一旦事情败露,被社会知晓,那么这样的企业往往很快被击得粉碎。诚信缺失对民营企业的打击还不止这些,在中国经营企业最担心的是什么?不是怕签不回来合同,而是怕到最后收不到款!当社会诚信缺失,欠款不还成为常态时,恐怕很多企业只能倒闭破产。温州“跑路风”正是出现在高利贷背景之下的社会诚信缺失。在浮躁的舆论环境中,低俗的社会文化氛围,残缺的道德规范下,我们的国企、央企们怎么敢把企业交给你们民营企业呢?是不是到最后还得被你们像卖牲口一样给抵押给美国人呢?要真到了那一步,全国人民都将会欲哭无泪。
  民企这样的状态,如何去接手国企?当然,并不是所有民营企业都如此“弱不经风”,中国民企500百强中有的是独当一面的优质企业,他们依靠的是市场,根本不会在乎国企那些资源配置。所以说,“国进民退”只是一种特殊时期的个案特例,而不能一棍子打倒所有国企。其实,我们很多国有企业的确是在市场充分竞争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现实版木偶剧
  对于一个有理性思维,有逻辑思辨能力的人来说。很多看似很有道理的分析,实际上是禁不起一点推敲的。而绝大多数民众判断事物好恶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凭个人喜好来断定是非曲直的。因此,很多看似很有道理,其实缺乏基本逻辑纽带的问题,在利益相关方的操纵之下被大众所接受。接着又在各类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把某些人和某些事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比如,对于成品油只涨不跌的抱怨,大多数人只看到石化在涨价,却不会有人去关心石化企业背负着沉重的赋税压力。更别说会有多少人会想到中国七大军区巨大的油料保障,全都是要石油系无偿免费供应的。中国的国有企业承担着经济重任,社会责任,甚至是国家命运。这些都是我们民企无法企及和所能承受的。在我看来,中国的老百姓和网民,或者说大多数不明真相的群众,只是一大群在正反两方利益团体角力时被操纵的木偶罢了。缺乏独立思辨的能力,随波逐流没有明确的主观立场,被各类媒体愚弄,恰恰是大多数当代普通中国人的写照。有甚者人格被扭曲,思维被异化后,做出危害社会和公众利益的事情。因此,未来我们国家要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确实是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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