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杂言]千古奇案!(转载)

房价高这是普通中国人的普遍感受。但是,房价为什么高,恐怕没有几个人可以说清楚。注意,笔者在这里为什么用“可以”二字,这是为了说明不是没有人说的清楚,也并非能够说清楚的人就可以说清,笔者要说是为什么能够说清楚的人不可以说清楚。这是因为高房价涉及到的特殊利益集团太庞大了,他们太有钱了,他们的钱可以转化为权,而为他们再赚钱服务,他们的钱可以让非党员高级审计师被一个地方纪委双规,使无罪公民五件衣服变成血衣,使莫须有的事成为定罪事实,使无辜的人成为罪人。他们能量能够法律失去立法本意,使法律也能张冠李戴。也许笔者的这些话是废话,但是,如果你见到当事人提起自己的案子时气的浑身发抖的状态,你也会感到不平,良心也会让你为他说点什么。读者如果对本案的事实感兴趣,请在网上输入“杜永伦”三字进行搜索,虽说此案的资料在网上一再被删除,但对本案的相关事实还是可以见到,读者可以从这些事实中了解杜永伦的悲惨遭遇,至于网上杜永伦的控诉是否属合事实,笔者已收集证据证明了以下基本事实:
     1993年,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国忧民意识,使杜永伦不能安心赚自己的钱了,他解散了自己的施工队,让妻子出租建筑机械的设施,自己到宿豫县审计局所属审计师事务所,专事会计审计,和工程造价审核业务。1999年国家要求作为中介组织的审计所与审计局脱钩,杜永伦与他人合伙成立了宿迁天园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同样从事会计审计、工程造价审核和咨询业务。由于与另一合伙人Z某在服务理念上的严重分歧,杜永伦自动退伙,先后受聘到设在南京的江苏东方造价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江苏建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为受聘单位开展在宿迁市建筑工程造价审核、或财产估价业务。这样为其后来的牢狱之灾留下了隐患。因为杜永伦维护社会公平的服务理念,在工程结算审核中,对于施工单位报送结算价格一般都要审减40-50%,高的审减达60-70%。这样,有的建筑单位到处投诉,坚决不要杜永伦审核工程造成,但有多个正直的领导在多个场合的大会上要求:行政事业单位的工程结算必须经杜永伦审核,否则,不准结算。同时,杜永伦多次接受司法部门的委托对强制拆迁、或财产损害价格的进行评估。他坚持宁可业务不做,也要抵制为自己的工作违规设定框框。他公正评审、客观估价,受到了建设单位认可,也被受害百姓视为公正无畏的青天。正是杜永伦不识时务,使他一步一步的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一、审计师的悲惨遭遇。
     在杜永伦即将崩溃时,他们又将其老婆、业务助手、孩子弄到杜永伦所在房间的隔壁,恐吓他们,要他们揭发杜永伦的罪行,并将杜永伦房间的门开着,让他听到隔壁的哭叫声。并威胁说:“不老实交待,就让他们也和你一样。”杜永伦想到妻子患有心脏病、想到孩子要读书、想到助手和自己一样无辜,为了使他们免遭毒手,只得央求道:“你们放了他们吧!我的事与他们无关,你们写好我签字。”
     进看守所时,遍体鳞伤,血染五件衣服,精神恍惚的杜永伦完全象一具木偶,叫他在哪签字,他就按指示签,连检查“没有异常”的体检记录表上,他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从2003年9月11日杜永伦被宿豫县纪委双规,到2004年5月12日,杜永伦经过了双规、监视居住、刑事拘留、逮捕、等非诉讼和刑事诉讼程序,终于收到了《宿豫检诉(2004)81号起诉书》、被指控触犯刑法第163条,构成了公司人员受贿罪,要求追究刑事责任。在这一次起诉,法庭开庭审理中,杜永伦向法庭提交了四件血衣,并提交了进看守所时,同监室被关押人员对杜永伦入监时身体伤情,和精神状态的证明。法庭经过两天审理,审判长当庭宣布:证据不足,受贿罪不能成立,三天内领取判决书(现存庭审笔录中没有这些话,但杜永伦签名的笔录底页卷宗内也没有了)。法庭审理结束当天,检察机关经过运作,统一认识后,注审理当天日期撤销了对杜永伦的起诉。
     使杜永伦寸步难行的是,对已经有判决确定的杜家债权,法院就是不依法执行,杜家持搜查遗漏的债权证据,提交诉状和证据材料到法院后,却没有立案的音讯,追问急了说不知道材料转到哪去了。现在杜永伦的孩子上大学靠打工求学,更无力承担申诉所需要费用。
     检察机关撤诉后,补充了杜永伦入监时的没有事实基础的体检记录,并补充了侦查人员,看守人员这些与造成杜永伦伤情有关的司法人员的笔录,以证明杜永伦入监时没有受伤。但是,对杜永伦入监时,同监室的12个被关押人员,特别是五个为杜作证的关押人员,这些与杜永伦伤情的造成无关人员为什么不核实,这些证据使人不难认定杜永伦入监时到底是否有伤,但办案机关一个也不核实。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既然要证明杜入监时是否有伤,最有证明力的是当时还在看守所,的另六名被关押人员,办案人员不敢调取他们的证据,这就进一步说明杜永伦提交的五名关押人员的证明是可信的,也映证了杜永伦遭刑讯逼供的事实存在。
     第二次起诉,控方证明杜永伦触犯刑法第229条,构成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书罪,证据是以公安机关提供工程资料,由杜永伦多次对其工程造价报告审减的工程造价编制机构出具的报告,用来证明杜永伦审计造价高出他们的报告50%,以达到指控杜永伦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目的。杜永伦说:“我是以工程发包与承建双方签字认可的工程资料,进行的工程造价审核,已经对承建方的结算造价审减了50%,如果要证明我出具的报告虚假,应该以委托方提供的相同的工程资料为依据,托任何一个具有资质,与本案当事人都没有利害关系的审计机构进行审核并出具报告,才能证明我出具的报告是否虚假。”因此,由于工程造价报告编制依据不同,签定机构与杜永伦存在在利害关系,而导致检察机关指控杜永伦构成“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书罪”证据不足,而没被定罪。
     杜永伦开始服刑后,确实被减刑了。法律规定,对于承认罪行并立功的服刑人员可以减刑。但杜永伦在监狱服刑时,一直明确表示自己是被冤枉陷害的,自己要申诉;并在人大视察团视察看守所时第一个高喊冤枉,对于这种不认罪的人,竟然被减刑释放了,中国的法律在某些……简直就是橡皮泥。
     在本文中,笔者不对司法机关在杜永伦一案刑事诉讼中,侦查、起诉、及审理的程序进行分析、评价,并不是他们的所作所为符合法律的规定,本案程序上的是否违法,对与错,证据是否能够证明杜永伦构成犯罪,读者只要稍有一点法律常识,对以上文字阅读后应该都清楚了。下面我要说的是:即使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杜永伦也不构成刑法第163条所规定的公司人员受贿罪。
     首先,我们来看看“公司人员受贿罪”,和“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书罪”两罪的犯罪主体。通过刑法第163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前者的犯罪主体是在排除国有公司、企业从事公务人员以外的,其他经济性质的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的公司、企业并没有行业及组织形式的限制,因此,前者规定的公司、企业,属于国有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一般行业和一般组织形式的公司、企业。而后者刑法第229条所规定的犯罪主体是相对前者公司、企业是一种特殊行业组织,既“中介组织”,但对组织形式却没有规定,为什么,是立法的疏忽?
     以上分析可以说明:刑法163条所规定犯罪主体中的“公司、企业”,与刑法第229条犯罪主体中的“中介组织”的区别是因为:
     2、以上规定前者是利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也就是,犯罪主体是利用企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从事生产活动中的人员,或是利用企业资金和经营设施从事营销活动的企业经营或管理人员;但后者是“承担….职责”的主体,也就是犯罪主体利用自己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对经济组织或经营者的经济活动及有关资料进行鉴证,发表具有证明效力的意见;或接受司法机关的委托,出具鉴证报告或发表专业技术性意见;或为经济组织或经营者代理委托事项,出具证明材料。后者是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为委托方承担职务上的责任、是向社会提供有偿服务,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机构或组织的组成人员或实际工作人员。因此,不能因为改制后统称公司而否定刑法上对中介组织人员刑事责任的特殊规定,而适用对一般公司、企业工作人员的一般规定。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中介组织虽说其组织形式为公司,但是刑法第229条作为犯罪主体的构成时,是将其作为特殊主体而规定的,不能因组织形式和名称发生变化,而适用刑法第166条对一般公司、企业人员构成犯罪的规定。否则,将二者混淆必然导致适用法律错误。
     前者的规定是要求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在经济活动的岗位上,为企业的经营目的尽职尽责,勤勉自律,以积极的态度完成自己工作任务,要求行为人对自己的所在企业负责。如果工作人员为了自己利益,利用公司、企业交给自己工作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的财物,或者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无疑会扰乱公司、企业的正常管理制度,损害公司、企业的整体利益。而且,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既然从事经济活动必定有一定身份、和职务便利条件,在其具备这些身份、职务便利条件的同时,也必须承担忠于职守、廉洁办事的义务,不仅如此,这些人还必须承担其所在单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社会责任。一旦受贿势必使其职务受到玷污也使公司企业的利益受损。
     因为中介组织人员受贿构成犯罪危害的客体,是对社会的管理中介组织制度的危害,要比危害其所在公司、企业利益要严重的多,所以,中介组织人员即使受贿也不应该适用刑法第163条,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而应该适用刑法第229条第一款、第二款以“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书罪”加重追究刑事责任。
     前者犯罪最突出的表现和最关键的内容是“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索取既强索硬要,也包含明示或暗示索要,也就是行为人在他人困难或有求于自己时,或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涉及到职权和自己的职务时、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交换条件,向他人明示或暗示索要财务的行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是指对方主动送上门的财物,按规定不该收受却予以收取。本罪在法律条文中,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客观方面构成的必备要件,尽管“为他人谋取利益”不要求必须实现,但构成此罪,必须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中的“承诺”、“实施”、“实现”三个阶段中的任何一个阶段,这也是参与刑法立法、教学的法学家论述此罪的一致观点。
     如果说构成刑法第229第一款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是放任的故意状态,那么第二款规定的,收受他人贿赂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心理状态应该是希望的故意状态,加之其客观方面,具有索要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客观行为,因此其社会危害性更大,因此,具有刑法第229条第二款受贿行为,构成第一款犯罪的,法定刑比第一款加重了一倍,且该加重情节没有刑法第163条所规定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及受贿数额限制。因此,对中介组织人员非法收受他人财物,适用刑法第163条规定,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进行处罚是错误的。
     在讨论此问题前,笔者再次声明,本节不考虑司法机关的办案程序正确与否,不考虑指控杜永伦犯罪的证据是否合法有效,我们是在假设本案证据确实、事实清楚的情况下,讨论对杜永伦适用刑法第163条构成公司人员受贿罪是否正确。
     假设杜永伦收受他人财物的证据依法有效,但杜永伦并不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证据,哪怕是承诺或实施阶段也没有事实存在,更不用说为行贿人实现了利益。事实上本案的工程造价审核报告,没有任何一个委托单位提出审核报告工程款数额虚假,也没有任何委托单位提出损害了自己的利益。杜永伦出具的审核报告,都经过认真细致的审核,其结果比双方送审的结算工程造价,最低的也审减了40%、高的审减达60%。就是案中有一个证人说为了了解投标标的而行贿的,但直到投标结束,直至今天杜永伦也没有向他透露标的数额,他至今还耿耿于怀;还有一个说为了早日领取工程造价审核报告,但事实上,早在送审前,他就在向相关部门投书,要求终止杜永伦工程造价审核资格,在杜永伦接受发包方委托,作出审核报告后,他至今也没有领取审核报告,何来要求尽快领取报告。因此,说杜为他人谋取利益纯属无中生有。
    注:本文摘转自《中国工程造价员培训网校论坛》,本文链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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