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关于《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的对谈(转载)

  关于《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的对谈
  刘小枫 吴伯凡
    刘:1995年冬天,你在香港做访问研究,记得我们一起看芭蕾那天晚上,中场休息时聊到社会理论。你说,中国学界要写出自己的社会理论专著,至少还要五年。当时我没有吱声,心里却在暗下决心,要赶超你的时间表。你的话倒颇有鞭策的效果,因为编务太重,这书真算是挤时间写成的。书一出版,我就很想听到你的意见。
  
  
  
  
  
  
  
  刘:恰切地说,是倾向社会理论中的保守――自由主义思想品格,超逾保守主义和革命主义的同时,推进自由主义。卢曼的思想立场的确给我很大的刺激,我把他看作是韦伯社会思想路线的传人,比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更有吸引力。
  
  
  
  
  
  
  
  
  
  
  
  
  
  
  
  
  
  
  
  
  
  
  
  
  
  
  
  
  
  
  
  
  
  
  
  现代儒家学人常讲,基督教的人的沦落论贬低了人,实际不懂人的沦落论在社会制度论和人 生幸福论上的重大意义。这与儒家思想的国家主义性质有关。我不能同意你说我从独特角度说明了“只有……才能救中国”。你知道我一贯反决定论,历史演化中的偶然因素很多,政治 领袖的思想和精神品质的类型也很重要,而品质是可以改塑的。一个时代的知识状况对政治 领袖的思想品格的形成是有关系的,所以,要注意正在建构之中的知识状况的品质。
  吴:在这本书里,你明确表示要抑制“现代主义”的主观感受表达和现代性情绪冲动,寻求建立一种与现代现象保持知识学距离的论述体制。这种诉求很自然地反映在你这本书的文体 风格上。这本书比你以前的书都难读。这里所说的“难读”不是指内容上的难于理解,而是指行文中有不少地方相当艰涩。看得出来,你在文体上营构着一种与内容相宜的形态和质态,探索一种你的思路所要求的“言路”。国内学术界似乎已进入到一种文体自觉的阶段,最显眼的是一种文人化的文风逐渐流行。其末流是一种以光滑、整洁、风雅为目标的流连光景的文字。与学术兴趣的转移相应的,是你在文体风格上的转变。从你刚刚出版的《这一代人的怕与爱》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由此我想到清代知识人的在文字上的审美趣味――朴学发达相伴随的是在诗歌欣赏趣味上扬杜而抑李。浦起龙在《读杜提纲》中曾说,“读杜须耐拙句、率句、狠句、质实句、生硬句、粗糙句”。我本人读你这本书时,时不时想起浦氏的这句话。你能不能从你个人的经验谈一谈知识类型与文体类型之间的关系以及当代中国的社会理论可能或应该有的言路?
  需要区分理论语言的困难和思想的困难。我读哈贝马斯和卢曼的书,都觉得不好懂,不是理论语言问题,而是思辨问题,常不知所以。但涂尔干和韦伯的书就易懂,这也不是理论语言问题(好像他们写得浅易),而是思辨问题,他们的哲学基础不同。谁能说 黑格尔的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释义学的书好懂?
  你还提到文献。《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一书中引征文献不少,因为这方面的研究积累很多。学问的独创性不是向壁而造,而是在前人和同时代学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的深化。近百年 来,教育的普及,文教制度的民主化扩展,学问界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共同体,当今学人是 在这个共同体中思考和研究。写一部书以无一引文来标明学问和思想的独创性,我觉得有些 不可思议。据说有的洋教授看一篇论文,首先看文献,这不是没有理由的。你对某一论题的 论述值不值得一看,先要看你对这一论题的研究或思考进度的了解程度。如果基本的研究成 果你都没有掌握,把你的论文扔一边去,不是遗憾的事。做学问要重视前人和别人的积累, 这也是学问的常识。我对西方论著的中文译本引的多,也是希望人们注意汉语学界在翻译方 面的积累。有的人好用洋文书吓唬人,我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访谈结语]
  对作者本人来说,《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一书至少达到了以下目标:调校了他以前学术活动的视角,积累、深化并扩展了他以前的诸多论点,并给它们重新定位。而对于汉语知识界,这本书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如果说《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上的真》对于汉语知识界的刺激集中在内容上(评论者无论是赞赏还是抨击,都是在对其思想内容作出反应),那么这本书则不仅是在内容方面(现代中国问题是一个被一谈再谈的话题)对知识界形成刺激,它自身在力戒概论性学术样式、建基于兴之所致的观察之上的随笔性学术样式、以对某种理念的偏好为论据的学术样式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阻断了它产生这些样式反应的所依赖的话语空间。对一本书就思想内容作出反应总是容易的,因为我们常常可以无需准备,不加思索就表示赞同和不满。但对这本书的问题意识、方法论、知识文献的利用等等作出反应要困难得多,当然也就有意义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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